公知动了谁的奶酪？

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能看他的标签。每一个知识人都不会把自己标榜为专与真理作对的恶魔，都会说自己是利他、并为着公众的利益而思考，而发言，而努力。关键是看他在权力和利益面前的立场，看他能否为了普通的生命而不畏强权、超越利益。

因为吴法天的约架事件，关于公知的讨论又成为一个热点话题。相当一部分媒体直接把公知污名化，甚至把吴法天的约架事件看作公知流氓化的标志。这样就自然引起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思考：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到底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使命？究竟是什么人如此痛恨公共知识分子，或者说公知触动了谁的奶酪？

本来，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多余的说法，知识分子本身已经包含了公共关怀和公共承担的济世情怀，为了与纯粹技术化的知识人拉开距离，对于公共的强调也是对于角色担当的提醒。尽管在污名化的浪潮中，公知带有强加的贬意色彩，但我认为公知一词的出现还是一种进步的标志。公知一词的大众化传播和关注，意味着已经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具有社会关怀的兴趣和责任，对于公共空间具有敢于担当的话语能力和直面现实的勇气。

公知的天然秉赋本来就是为批判而生的，这样的群体不会加入歌颂体制和权力的合唱，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和独立精神，不私不党，天生的牛虻本性，必然引起一些利益集团的不满。由于偶然的约架事件，让人别有用心地把脏水泼到公知头上。这种批评的暴力化倾向，一方面是文革遗风，一方面是公知触动了利益集团的敏感神经。总结起来，公知被污命化有几种重要因素：

第一，公知是专制的天敌，是公权力的克星。任何时代的政权都不会喜欢这样一群专给自己挑刺的人，人性及其政权的弱点都需要政治正确的赞美和精神贿赂，一种不绝于耳的批评之声都会觉得如芒在喉。但是，公知认为政权受托于公民，不是用来赞美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对其监督和批评。限制公权，捍卫自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底线，因此，公知很难被任何体制、权力和利益收编。公知永远对权力保持警惕，并且认为任何公权都有向恶的本性，若对其稍微放松约束，可能就会形成对个人权利的伤害。这方面的实例是不用列举的，思想史基本上也是公知与权力的斗争史。

第二，公知是犬儒的牛氓，是装睡者的惊雷。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大批知识人淡出公共关怀领域，退回书斋，从此对广场失去兴趣。一些人逐渐以自己的犬儒化生存而自豪，并开始为自己的策略化生存寻找理论支持，进而排斥广场关怀的知识分子。这样一来，在知识界有着大批靠专业技术和寻章摘句谋生的知识人，这些人是公共事物关怀的缺席者，由于没有必要的公共担当，逐渐成为被社会冷落的群体。这些人中又有大批装睡的人，既得利益与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把公知看作是影响他们出人头地的人，这些犬儒化的人认为只有自己的专业技术才能成为知识的权力。近年来，大量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自然影响了他们知识权力的行使，削弱了他们在公众生活中的影响，因此，公知在他们眼中已经成为洪水猛兽。

第三，公知与旁门左道保持远距离，与道义责任保持零距离。公知的公共承担精神使其保持了理性与温和，不会像有的旁门左道一样利用底层民众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仇恨去煽动暴力革命。坚持普世价值立场使公知有着基本的道义担当，尤其在重大社会变革方面与旁门左道形成了明显的价值分野。一些旁门左道口口声声代表人民的立场，实际上如同上个世纪之初有人从苏联引进的那块抹布，美丽的口号之下，是要把人重新卷入灾难。

公共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社会变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任何传统经验都是宝贵的财富，都有对现实的提醒和修复功能，所以，在现实政治中力求克服“理性的自负”。然而，一些旁门左道总是主张全面否定人类经验，在彻底革命的基础上要完成最美的画卷。在新的乌托邦面前，公知有责任戳破其真实面目，因此，公知在这种左道心中成为影响自己政治抱负的致命障碍。

第四，公知的使命在于渐进改造世界，而不仅仅停留于解释世界。公知并不是没有能力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的任务更为现实和迫切。公知大都是一些独立学者，他们与依附型知识分子不同。他们认为，一方面是，躲在象牙塔里安全地解释世界的人太多了；一方面是，过度地强调解释世界，会彻底冲消了改造世界和关怀当下的动力。公知改造世界的知识已经得益于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和理解，并不是犬儒派指责的那样借用业已存在的知识想象。如果把知识仅仅停留在原因的原因的寻找和解释层面，知识分子可能很快连这种解释的机会也失去。现实中每天提供的各种矛盾、冲突和社会性灾难，容不得公知无动于衷地总为其寻找玄奥的理由，也无法让人安心平静地去进行解释。对权力扭曲的社会和社会性灾难，只有发出批判和制止的声音，才是一种民生的急需。

第五，公知的理性自觉与其他观点的碰撞止于思想层面，不会借助体制及其他力量打击对手是公知的一大特点。在思想交锋方面，公知显示了理性和宽容，他们相信人类的思维能力没有边界，真理没有永恒，自己的价值体系并不是终结世界的知识体系。因此，公知总是把对真理的探讨留有余地，甚至为思想的对手寻找安身立命的理由。在思想交锋中，公知总是为被体制封锁的左道媒体而呼吁，为他们争取发言的权利。而不同的是，一些与之对立的左道群体往往借助体制和权力对公知进行打压，以进行声音和肉体消灭为最快。甚至，经常从理论层面走到现实中，对公知进行人身攻击。这样一来，公知的现实生存带有一定的软弱性，其价值立场决定了对于异己者的宽容和爱护，因为公知中大多数学者有着超验的信仰基础。而左道者注重和追求的是现实中的文化权力与世俗权力。

第六，公知对于世俗权力和利益的超越，使自身不善于世俗斗争和生存策略。从吴法天约架事件中可以看出，吴法天使用的手段无所不有，无所不用其极，其斗争的套路与策略远胜于权力中心的官场老吏，堪称厚黑学的操作典范。相对应的是，公知的思想与行为则坦荡、透明，尤其鄙视那种在思想争论中的阴险之举。但是，鲁迅说，这种阴损之术在短期内的确有效，民众往往会在第一时间相信和倒向这种捣鬼有术者。但是，这种阴损之招是有限度的，但群众的判断往往等不得时间，也就是为什么纳粹运动、文革暴乱中那些弥天大谎能在短时间内发挥效果。而公知们的伦理操守总是不愿在第一时间进行表白，总是相信真理，相信群众的判断能力，他们又总是等待时间的公正。这样一来，公知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处于不利境地，旁门左道会成为在第一时间用情绪俘获群众的英雄假象。

第七，公知只坚持普世价值，而不是美国立场。一些五毛攻击公知站在美国立场上思考和发言，或者说，总是离不开美国价值观。这种攻击之术，是文革中先扣帽子，再挥舞大棒的现代翻版，是一种左派惯用的斗人之术。公知坚持的价值立场离不开民主、自由与法治，也离不开基于每个人的天赋权利，这并不是该美国所独有，而应属于全人类。莫非只有美国人才能享有生命、自由和民主的权利，而其他民族就该生活在专制的奴役之下？但是，美国无疑有目前全世界最不错的制度设计，美国的民主、自由的确保证了每一个国民的生命权利。作为现代人，应该是哪里有先进的文明，哪里就有人类的价值取向。

“那里有自由，那里就是我的祖国”。而不能把祖国和民族变相作为抵挡先进文化的盾牌。看那些口口声声痛恨、批判美国者，在现实生活中正不择手段地追求美国所带来的物质文明成果。这恰恰体现了这种指责的虚伪性，包括一些扬言对抗美国的高级五毛也不忘把自己的子女移民到美国，或者自己也做着移民美国的梦。

第八，公知表明的是敬畏生命的价值立场，而不是姿势。在重大社会问题和公共事件面前，公知表明的是尊重生命、强调生命的原则立场，他们普遍认为生命是首要价值，任何现实秩序必须服从生命价值。敬畏生命的价值立场必然触动一些人的现实利益，因为总是有人主张让生命为他们的政绩、利益和理想让路。并不厌其烦地劝告人们，当下的牺牲可以换来天堂般的未来，连于丹、余秋雨也不停地要人们在生命被权力毁灭时要保持无怨无悔的淡定。体制作家王兆山还说，在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党的光辉照耀，马上做鬼也是极其幸福的。这种情况下，公知这种敬畏生命的立场竟被诬为一种不问是非的姿势。难道在生命正遭遇灭顶之灾时，还要去论证摧毁生命的正当性理由，或者也劝人们相信在生命毁灭后就可以换来一个辉煌的现实？虽然公知在表明这种生命立场方面有着跨越学科的声音，但也表明的仅是维护生命尊严的基本原则。而指责者恰恰相反的是，他们不顾生命的基本价值，甚至主张为了他们心中的“理想画卷”，可以不择手段地把生命当作工具。或者认为以善至善不能达其目的时，可以任意变换立场，甚至以恶至善，哪管洪水淘天。当下，铺天盖地的血拆即是典型恶例。

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能看他的标签。每一个知识人都不会把自己标榜为专与真理作对的恶魔，都会说自己是利他、并为着公众的利益而思考，而发言，而努力。关键是看他在权力和利益面前的立场，看他能否为了普通的生命而不畏强权、超越利益。当然也并不是具有这种立场和情怀的人都可以划入公知的行列，由于知识分子的技术要求，这种立场都是基于专业的知识结构和训练作为支撑。

由于人的局限性，每个人都不能穷尽人世间的所有道理，也不可能全部掌握真理，公知的主张也并不一定完全正确，所以，公知信奉思想市场的开放与宽容。如果因为一个公知的某种观点错误，或者把某种不具有专业知识训练的公众人物归为公知，这种思维模式就暗藏了一种阴谋，就是借某种脏水泼到公知头上，以此来为自己的虚弱壮胆。

在坦克政治中，我们本来就不缺少钻进象牙塔中反复求证“回”字几种写法的人，更不缺少为乌托邦高唱红歌的知识人，而是缺少像左拉“我控诉”这样掷地有声的声音，以及马丁·路德站在皇帝面前决不后退一步的立场。但是，鲁迅说，在任何时代都有为民请命的人，也有甘愿做奴隶的人；有捅破墙壁救命的人，也有视救命者为敌的人。也难怪马相伯在晚年不无遗憾地说，自己像狗一样叫喊了百年，都未能把沉睡的人叫醒。今天，又有多少为了既得利益而装睡的人，他们与权力和利益结盟后，又时不时地把污水泼在公知的头上。他们一方面承文革妖魔知识分子的遗风，一方面又梦想成为体制中的高尔基。

如果说公知存在缺陷，那也便是人本身的缺陷。因为任何人，包括伟人、领袖都会存在缺陷，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和任何世俗世界的所有事物都不会完美。完美仅仅是一种理想。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要求对方的绝对完美，而可以关注他底线的高低。公知并没有虚无飘渺的崇高理想，只是抬高了自己的伦理和行为底线，而这种底线恰恰是旁门左道所无法达到的。那些指责和污名公知的人已经没有了做人底线，只是每天张扬着崇高的、无法触摸边际的道德抹布。

这个时代，如果消灭了公知，赵作海肯定无法翻案，李庄也不会出狱，吴英也早已到了阴曹地府，这或者是左道们盼望不已的事情。但是，他们何曾想过，没有公知的正义立场，他们自己也不会是安全的，甚至会彻底丧失发声的机会。正是公知的努力，才得以维护了他们得以批判公知的机会和权利。

作为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良心，公知无疑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个群体不可能处处把握真理，但是对于真理的兴趣和坚守，使时代具有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不至于使一个时代在权力和物化的双重重压下整体滑落。波斯纳说，公共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牛虻，必须冲击麻木的思想，对僵硬的常规发起挑战。必须要像苏格拉底那样对现实进行质疑，公开提出令人窘迫的问题，以对抗正统和教条。这便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所在，也是其意义所在。这种责任担当，要求公共知识分子由社会良知转向社会引擎，其方法不在于知识梳理，而在于思想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