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贝淡宁7月24日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题为《美国存在缺陷的民主制度可以从中国一党制中学到什么？》（What America's flawed democracy could learn from China's one-party rule）文章称，中国政治精英领导制度是可以借鉴的。
贝淡宁（Daniel A. Bell）认为，一旦中国的领导人到了拥有政治权力的职位，他们就可以作出考虑到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决定，其中包括未来几代人和生活在这个国家之外的人们。而与之相反，在多党制民主制国家中，通过竞争性选举选出的领导人需要担心下一次选举，因此他们更加可能作出受短期政治考量影响的决定，因为这关系到他们能否再度当选。如果非选民的利益和选民的利益冲突，例如未来几代人，那他们的利益就不太可能受到重视。
他认为，政治精英领导制度（Political meritocracy）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理论体系中基本上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但是有三个重要原因让这种政治理念复苏，并对它进行新的诠释，尤其是在中国的大背景下。
首先，政治精英领导制度一直而且未来也将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核心。其次，民主是一种存在缺陷的政治体制，而精英领导制度可以帮助弥补民主制度的一些缺陷。再次，30年来，中国共产党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更精英的组织。下面让我们分别来讨论这三点。
贝淡宁称，政治精英领导制度是中国政治文化史上的一个核心主题。“尚贤”（elevating the worthy）的主张是春秋时期以家世门第为基础的上层社会秩序瓦解后出现的。战国时期的大多数著名思想家都赞同这种主张，而且政治思想家们还就如何定义贤德以及如何以贤德为基础进行政治实践并建立政治制度进行了讨论。
贝淡宁7月11日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题为《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Why China Won't Collapse）文章也曾提到，中国政治体制过去没有崩溃，现在也不会。究其因素之一，就和精英政治有关。
贝淡宁11日文章提到，精英政治要求政治领导人应该“品学兼优”，能够做出符合道义且明智的政治决策。在中国帝国时代，士大夫在公开、公正的考制中证明自己能力，他们以此赢得不同程度的尊重、权威和正统性。而各种政治调查也显示，中国人仍然支持的一个观点是：与其为了确保人民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某种程序性安排而烦恼，还不如拥有那些关心人民诉求的高水平政治领导人。在近几十年，中共将自己打造为由更多精英组成的政治组织，同时重新将考试与教育作为政治领导人的衡量标准，其合法性得以提升。
不过，他11日文章同时认为需要加大对官员以及全社会的道德教育。
他认为，精英政治”中所指的统治者不仅仅指的是“有能力的人”，而且也可以指“美德超乎平均水品的人”。在过去，凭借对儒家思想价
值观的理解，政治领导人有道德上的合法性。但今天，政治领导人被广泛认为在道义上存在贪腐行为，并且完全不能恪守伦理学中限制私人欲望的承诺。当前，大多数公众怨愤都集中在下层腐败官员。但是，薄熙来案则指向的是“高层腐败”。而且，中国领导人通常被认为要对整个国家的道德状态负责。如果他们不采取任何措施提高对道德沦丧广泛蔓延的认知，就可能就无法抵抗要求全盘更换领导层的声音。
他在24日文章中称，如果大家普遍赞同自由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制度，那么不讨论政治精英领导制度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对民主制度的怀疑日益加剧。前所未有的商品、服务和资本的全球流动给西方民主社会带来了“控制危机”，政治学家们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资本家的利益在政治进程中发挥了大大超出比例的作用，特别是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这种现象被称为“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这种说法大概不能说是不对。早期，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中国明确反对孔子提倡的政治精英领导论。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鼓励革命热情并使国家具备军事实力，结束外国列强的蹂躏和欺侮。但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相对稳定和强大的中国已经建立，这意味着中国不再那么担心自身的安全，而是开始关注其政治共同体。因此重点已经转向了由有能力和品德高尚的政治领导者进行完善管理，而共产党的选拔机制也变得越来越注重能力和才智。
他还引述官方统计数据称，2011年，在像清华大学这样的精英学校，28%的大学本科生和55%的研究生是共产党员。共产党还瞄准了城市地区年轻的专业人才组成的“新社会阶层”，其中包括商人、私企经理、律师和会计师。
他认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还需要在廉洁从政方面作出表率。为了说明在选拔政府更高层官员方面的严格性，中组部公布了挑选党政领导干部的程序。 首先是包括退休干部参加的提名阶段。获得提名最多的人可以进入下一阶段。接下来是考试。为了确保透明和公正，其他普通的干部也在场，并可以监督整个过程。得分最高的候选人进入最终阶段。
而且，在共产党内部“明显存在的”精英领导的好处很明显。领导干部要经过严格的才能选拔，只有那些过去表现优异的人才可能进入到最高层的政府机构之中。这一培训过程包括培养干部的美德，例如通过到贫困的农村地区工作一段时间来培养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
此外，这种精英选拔过程也只能在一党制的前提下发挥作用。在多党制国家中，无法保证在低一级政府机构中的良好表现在更高一级机构中会得到奖励，而且也没有强大的动力对领导干部进行培训以使他们将来能在更高层的岗位上具备经验，因为关键性的人事安排会随着领导政府的政党的改变而改变。
所以，即使那些有才干的领导人，像奥巴马总统，一旦获得领导地位，也会犯“新手的错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适当的培训教他们如何在政府的最高层坐镇指挥。中国的领导人就不太会犯这样的错误，因为他们有经验而且接受过培训。
贝淡宁1991年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1年至2005年曾在新加坡和香港任教。2004年至2005年，任北京清华大学伟伦特聘访问教授。200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他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政治哲学、社群主义和儒家学说。他发表的论文近百余篇，发表的文章多在《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和《多伦多环球邮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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