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闻霸权的伪善

媒体霸权的伪善和违反专业的操作，以新闻自由之名误导读者。

香港一些媒体从业者在回归前后，一直评说香港没有新闻自由。这种判断总能将矛盾的焦点直指核心价值，触动人们最敏感的那根神经。香港记者协会最新数据表示，近六成从业者担忧新政府将加强对媒体钳制、收紧资讯发放。但从一个外来者的角度，最近著名作家白先勇来香港书展演讲时，就指出香港新闻自由胜过了台湾和新加坡。

香港不是没有新闻自由，而是有太多新闻自由被滥用。香港新闻业的现状恰恰是在呼唤“自由”的同时，也扭曲着“自由”的本来意义，隐藏了背后媒体霸权的伪善。

媒体为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制衡公权力，强调其伦理规范。而被广泛认可的新闻道德也不只是“独立自由”，更要合乎“真实”、“客观”、“庄重负责”、“专业表现”等要求，并以“客观报道”为主导原则----将意见与事实分开、正反互陈、不掺杂偏见。

但在香港的媒体生态下，意见与事实的边界却模糊不清----特首选战背后，是不同传媒的立场之争，“事实”并不依照国际新闻学准则的“中立客观”进行陈述，而是被媒体背后财团的立场所左右，以笔名发表的文章，将事实与评论、意见相混淆。反对梁振英媒体中，既有用专栏写手（团队）名义，散播缺乏凭据的小道消息，也有偷换概念，将港人对中央政权的复杂疑虑，直接投射为对梁振英个人的强力抵制。

梁振英当选后，僭建事件被无限放大（其实一些媒体老板家里都有僭建），某些媒体不断发放流言，说北京要逼迫梁振英下台。读者如果只看这些媒体，会以为梁振英“出师未捷身先死”，要匆匆下台，但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梁振英的民意支持度坚挺，高达百分之五十四以上，反映民心望治，抗拒这些媒体霸权的抹黑。

媒体霸权的最大优势，就是以新闻自由的名义，不断满足公众的集体“窥私欲”。从过去的娱乐界到今天的政界，某些媒体的筹码就是不断揭发阴私，以黑白二分法来论述复杂的公共议题，不是深入地探讨公共政策，而是刺激社会的集体焦虑感。回归前后，香港人都普遍焦虑是否自由会被打折扣。这种心理最易被传媒所利用。港媒的窥视癖又因香港受众的拥戴而茁壮，相辅相成，形成恶性循环。

香港的“新闻自由”争议其实是伪命题。多少伪善和违反专业的新闻操作，都以“新闻自由”之名，误导读者。传媒竞争已失去专业规范，而沦为媒体集团老板操控的工具。

当港人对公权力时刻保持警惕的同时，不该忘记媒体本身也会行使“私权力”。当传媒一边标榜“自由”价值，一边借此占据道德高地、操纵民意时，“自由”便成了垄断话语权的可怕工具。 Warren Breed的“社会控制研究”指出，新闻的处理往往以控制者的需求为基础；港人对失去“自由”的恐惧，恰好成为媒体操控他们的有效手段。

像香港《苹果日报》在政治动员上的角色，早已是一个政治宣传机器，而不是一家媒体。

它对民意取向深度介入，早已不只通过报纸，更在七一游行时，发标语给市民人手一份，党同伐异，以爱港名义，突显它所简单定义的“政治正确”。这实际上只是变相的意识形态操控----当《苹果》在强调自由时，它的专栏却让香港大学外科学系主任卢宠茂的“铁医手记”黯然消失，因为他在七一回归问题的看法不同，网络上支持他的帖子都被删除。香港一些民众害怕被北京洗脑，却陷入被《苹果》的洗脑而不自知。 “新闻自由”在不健康的媒体生态中，会被扭曲为另一种压抑民智、令人们失去判识力的专制。

面对越趋强势的中国大陆时，捍卫“自由”，是捍卫核心价值，也是捍卫港人的生活方式。缺乏专业操守的传媒正是利用这一点，煽风点火、加重港人的“被迫害想像”，向市民灌输一种莫名的焦虑感。

香港新闻业的质素下滑，并非因为不够自由，而正是滥用自由，失去了它应有的公正、严谨与承担。

关键是香港媒体都被“苹果化”，走向“腥、色、膻”，而没有像《纽约时报》那样的大报，具有超越党派的公信力，不会被恶质的品味所劫持，也不会将事实与意见混淆。香港有着中国大陆根本无法企及的新闻自由环境，媒体从业者既不该盲目悲观，更不该将整个传媒生态所面临的考验简化为“自由危机”，而是应思考怎样善用新闻自由、尊重新闻价值、不以偏概全、不误导民意、不以扮演监察执政者的角色为借口而推动一党之私，为自己财团的利益服务。报章不是唯利是图的牛仔裤工厂，而是社会的公器。

从受众的角度而言，香港民众也不该寄望传媒不断满足他们集体偷窥的癖好，新闻不是被扭曲了的“偷窥癖”消费品。港人要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才能破除被媒体霸权绑架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