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週刊熊培雲／電影《墨攻》讓墨子回歸大眾，而中國政府早已在墨學中尋找智慧，如「創新型國家」、「和諧社會」、「和平崛起」、「節約型社會」等都能從墨學中找到改革精神或思想之源流，不被專政全面壓倒，可培育出民主政治。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底，改編自日本漫畫的電影《墨攻》開始上映，票房成績不俗。該片講述兩千三百多年前，墨家弟子革離運用其高超的守城術與技戰法幫助弱小梁國抵禦十萬趙軍的故事。
有「疑似專家」斷定影片編導對墨學「知之甚少」、「無知者無畏」，這種苛評顯然低估了《墨攻》的標杆意義。在我看來，《墨攻》雖然取材於日本漫畫《墨子攻略》並翻拍於電影市場，關鍵不在於電影人是否完全讀懂墨子，而在於讓墨子形象回歸大眾，並見證了此一時代中國民眾的某種精神訴求。正因為此，筆者更願意從中國社會轉型角度解讀「中國重新發現墨子」。
幾年前，在《錯過胡適一百年》中筆者曾提到，中國近二十餘年改革，實際上是重拾了胡適的道路。比如，我在胡適著作中找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真理觀；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和「貓論」與胡適的「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更有神似之處。同樣，胡適早年講「充分世界化」，中國政府搞「改革開放」；胡適晚年講「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二零零一年江澤民「七一講話」強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將長期共存。
雖然中國官方從來沒有公開為胡適及其實用主義「翻案」，但是鄧小平改革與胡適思想之間的淵源是顯而易見的。回到墨子，中國政府同樣有此「作而不述」的實用主義傾向。所以，當那些自封的「新儒家代表」與「文化保守主義者」試圖為「儒教」搶佔中國傳統的頭排，或為討得政府「以德治國」的歡心時，筆者卻發現這些「文化投機者」未得要領----中國政府早已另闢蹊徑，在墨學等傳統經典之中尋找智慧，並不認同「獨尊儒術」。
中國重新發現墨子這一特徵，自「胡溫新政」以來尤為明顯。儘管胡錦濤提出「社會主義八榮八恥」暗含「以德治國」的內涵，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道德說教漸失政治動員力的今天，真正能推動中國變革者當屬實用主義。而此實用主義，既可近接胡適，也可以遠接墨子。
細心者會發現，墨子的「三表」理論與胡適舶來的「實用主義」有著相似的精神氣質。墨學「三表」，即本「古者聖王之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符合「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前兩表講知識的來源，既強調經驗與傳統又主張民眾當擁有解釋權和創造力（這一點頗像胡適之「整理國故，再造文明」）；至於符合「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更可視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古代版。或許，正是因為這種「神似」，幾十年前，胡適稱墨翟是有史以來中國「最偉大的人物」。
具體到「胡溫新政」，不難發現，諸如「創新型國家」、「和諧社會」、「和平崛起」、「節約型社會」等等都能從墨學中找到精神或思想之源流。
一、創新型國家。現在中國政府講創新，若以科學傳統來論，墨子不愧是中國的亞里士多德。墨子的科學思想集中體現在《墨經》及《大取》、《小取》，裏面既有科學概念的定義，也有方法論的探討。墨子善於從幾何的觀點看待具體世界，並且做了世界最早的「小孔成像」實驗。他曾製成「木鳶」，據說三天三夜飛在天上沒掉下來。難怪有人說，墨學不沒落，中國早成科技大國。可惜古代思想家只有墨子重視科技，而後來者都搞科舉、忙著當官去了。直到今天，謬種流傳，科學家求官以至於無所作為也屢見不鮮。
二、和諧社會。「兼相愛」是墨子的核心思想之一（與「兼相愛」齊名的「交相利」同樣可被視為市場經濟的一個精神源流）。儘管中國知識界在解構什是「和諧」時與官方話語多有出入，但是二者與「兼相愛」都不相悖。孟子曾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顯然，墨子兼相愛始於人性平等的原則。在他看來，人性本無差別，如同蠶絲一樣，「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兩千年後，洛克在《人類理解論》中提出了「白板論」）。基於人性有「惡化」的可能，墨子先於韓非提出了「法治」，規範人性。墨子反對「命定論」，稱「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
三、節約型社會。墨子講求節約，主張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反對繁文縟禮、厚葬久喪，認為這些都是對社會資源的浪費。
四、和平崛起。墨家始終站在民眾的立場上，其「非攻」思想是建立在弱小一方的基礎上，認為戰爭是一種盜竊行為，戰爭的獲利者為君主，受害者為人民。應該說，墨子是世界上最早的和平主義者，也是中國最早的世界主義者。關於這一點，在影片《墨攻》中同樣有所體現，主人公「革離」或許就是「革命，然後離開」，是位切·格瓦拉式的革命流浪漢。
針對大國侵略小國，墨子提出了尖銳批評。在墨子看來，「精神分裂者」以偷人一瓜一果為恥，卻以侵佔一國一城為榮，實為「顛倒黑白」。所謂「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
五、社會公正。無疑，社會公正同樣是墨子堅守的一項重要價值。舉凡「國相攻」、「家相篡」、「人相賊」、「強劫弱」、「眾暴寡」、「富侮貧」、「貴做賤」皆為墨子所痛恨。在《非樂上》中，墨子批評當政者無視民眾生存權與休息權，指出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援此而論，胡溫新政的「新三民主義」（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與墨子之「三不得」在精神上亦有契合。
戰國時期，和儒家一樣，墨家同為顯學。孟子曾感慨「天下之言，不歸楊，即歸墨」；韓非子稱「世之顯學，儒、墨也」；呂不韋同樣孔墨並舉，說「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至於墨家之沒落則在《史記》中有所體現，可惜的是這部史學巨著中，有關墨子這個「人」的記憶幾乎消失殆盡。司馬遷含糊其辭，只為後人留下寥寥數筆。
筆者以為，儒、墨之分野，關鍵在於儒家走上層路線，並最終導致文化精英與統治者合流；而墨家來自勞動階層，走的是下層路線，墨家的衰敗，實際上也是中國社會力量在王權背景下徹底衰敗的一個必然結果。當王權擇器而用，致儒之鼎盛而墨之極衰，難免為歷史留下無數「筆頭剝削鋤頭」的悲劇。與此同時，當儒學上升為「國學」與「帝王之學」，實際上也是儒學被「充公」並最終不能繼續發展與自我修正的原因所在。
如上所述，若是墨家文化沒有淹沒無聞，中國社會不但不會為被王權全面壓倒，甚至還有可能培育出民主政治。當然，歷史已不容我們如此多情地假設。但是，有一點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今日中國重新發現墨子，作為中國重新發現傳統與社會的重要一環，至少在觀念上將為中國轉型帶來一個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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