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坚持邓小平路线的讲话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今年恰好又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周年，哈佛大学学者傅高义新书《邓小平时代》中文版也在不久前出版，海内外学界媒体因此发起了对邓小平话题的新一轮讨论。代表性观点可以分为四类：
一如傅高义和西方主流媒体所言，认为邓小平开放、务实、灵活，是个实干家，他开创了一个时代，可称一代伟人，但“六四”事件为他的英名蒙上了阴影。
二如大部分海外民运人士及“六四”亲历者所言，认为邓小平为维护中共统治和自身权威冷酷无情，他的成就不能掩盖政治上的保守思维，更不能成为他践踏人权的借口。这两种声音都是围绕邓小平功过是非本身展开评价。
三是见诸于体制外的声音，在理论界有一些学者认为，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产生了极大负面效用，已明显过时，到了必须全面检讨反思的时候。
第四种声音则在体制内居于主导地位，认为邓小平理论不仅没有过时，他的现实意义还被明显低估，主张以重新认识邓小平的路线主张为契机，回击社会舆论中左右两股思潮势力，解决当前社会面临的困境与难题。后两种声音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基础上，两者都透过把脉邓小平为社会问题“开方治病”，得出结论却截然相反。
令人欣慰的是，转载了上述三类观点的大部分文章，撰写了多篇新闻评论，并发起过读者讨论，有些见解还颇为独到深刻。从客观效果看，海外媒体有关重评邓小平的这波讨论热潮中，明显居于领导地位，体现了很好的读者参与精神。尤其在博客，有很多博主对邓小平都有极为深刻的认识，这很令人振奋。
老实说，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功过是件很困难的事，因为我们还生活在邓小平开创的时代，又和邓小平在政治高度和人生阅历上有着巨大差距，稍不注意就会跌入以己度人的窘境，很难得出客观结论。正因为此，像傅高义、海外民运、“六四”亲历者、研究邓小平的专家学者、甚至包括主流媒体，只要一谈到邓的功过是非，就立刻陷入无休止的口水战中。
关于邓小平，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是他的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身份，他三起三落的经历，还有就是他在“文革”结束后主导推动的“拨乱反正”工作与改革开放事业。舆论对邓小平的灵活、务实、实干家精神和隐忍不屈的性格也少有争议。但对邓在理论层面的贡献，对他在毛泽东时代参与发起的多次政治运动（虽然在很多运动中他也成为被打击者）则多存争论。
邓小平在“政改”方面的作为是争论焦点之一，但论者谈及这一话题时的观点分化却严重。一方面，赞赏者认为邓小平能顶住党内左派势力，结束“两个凡是”，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推动中共建立健全了退休制度，结束了老人政治，实现了领导层的平稳交接，这些都是中国三十多年来最大的“政改”。另一方面，也有批评声音也认为他在“政革”方面思想过于保守，拟定的改革路线偏重经济，尤其在“六四”之后，在政改上大步撤退，中国的政改由此停滞，致使了后来的贪腐爆发、贫富分化与社会撕裂。
在“六四”问题上的表现是关于邓小平所有争议的最大焦点。
在这一点上，即便是对邓小平颇为认可的读者和类似傅高义这样的中立人士谈到邓小平的历史功过，也会把这作为邓的一个污点，更遑论和邓小平政治立场完全对立、并在“六四”中吃过苦头的民运人士。
在评价邓小平在“六四”问题上的态度之前，我们必须先要承认“六四”是一场历史悲剧，他的阴影短时间内很难消失。不能回避邓小平在在处理“六四”的相关决策上的确存在决策错误，因为当时完全可以采取更为人性化的方式来恰当处理，把暴力造成的伤害控制到最低。
但对邓小平其人来说，以他戎马半生的战争经历和自身在“文革“期间的惨痛教训，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危机情况下，他采取这种极端方式可能在预料之中。不要忘了，邓小平是个社会主义者，他要捍卫的不仅是自己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还包括中共的执政党地位。所以对他的评价要用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标准来评价，而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测量，就好像不能用做饭好坏来评价一个设计师的水平高低与道德水准一样。
特别是当我们评价邓小平在“六四”上的表现的时候，既要看到他所犯的错误，更要看到在“六四”后的开明举动。“六四”悲剧发生后，邓小平并没有大规模秋后算账，而是在努力把由此造成的动荡控制在最小范围，并不断把事件定性从政治上降低。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便在六四后的艰难局面下，邓小平依然坚持要求中共在改革开放的轨道上运行，这的确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才能做到，这都能看出他对社会现实的掌握非常扎实。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的功劳可以从三个关键时点得出更为客观的评价：
一是在“文革”结束后，面对经济即将崩溃、政治斗争恶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极端混乱局面，邓小平明辨方向，第一次扭转乾坤，把全党的工作重心很快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事业。可以说，这是在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第一次发挥定海神针作用，我们在今天享受到的改革果实，都和他的努力密不可分。
二是在“苏东剧变”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在全球遭到空前惨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人心惶惶，中国再次面临怎么办、向何处去等关键时刻。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首先提出了“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二十四字真言，后来又进一步总结为“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十六字方针，使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的关键时刻站稳了脚跟，再一次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而这正是推动重构今日世界新格局的前提基础。
三是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开始，终其一生都在毫不动摇的坚持改革开放。尤其是在“六四”后极端复杂喧嚣的局面下，邓小平仍然顶住党内“极左”思潮回归压力，继续坚持推动改革开放，以九十多岁的高龄通过运用自己的威望采取南巡讲话的方式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这都说明邓小平对时局有着超越同辈的清醒认识，是极为难得的开明行为，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在中国政治中扮演定海神针的作用。
可以说，以上三个关键时点，在踏错任何一步都可能万劫不复的情况下，整个中共都仰仗邓小平这个定海神针才避免了被颠覆落马的命运。当然，对邓小平上述三个定海神针作用，中国国内的“毛左”势力和无脑愤青、信奉西方普世价值的自由派群体、西方学术和政府体系中对中共存在偏见者大多不会这样认为。
客观的讲，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地方不能令人满意，中共自身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任何人都不能回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已经大幅提高的基本事实，更不能把责任都推到邓小平身上去。
正是仰仗邓小平的魄力，今天的中国才能够迅速崛起，才有力量来重新塑造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才能深刻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二三百年来的传统认知。我们今天来评价邓小平的时候，如果没有看到这些基本事实，看不到邓小平在历史关键时刻所发挥的定海神针作用，所得出的结论可能都难以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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