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随着中共十八大临近，尤其是中共第2次通报谷开来案进展情况以及对中国政治有巨大影响的北戴河会议或已召开，这被认为标志着中共十八大年正式进入高潮部分，虽然中国大陆媒体限于体制问题而不能多加揣测，但西方媒体却投入了巨大的关注度，不断谈论到这一轮的中国政治新闻。对此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体制内的舆情分析师表示，政治新闻将是中国媒体最后的禁区，而西方媒体此轮对于中国的关注也折射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他们对中国政治的不了解与好奇。
北京时间7月26日，在没有任何提前征兆的情况下，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第二次通报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案情况，在中国媒体的操作尺度上，他们只能对外转述新华社的原稿，而不能进行任何延伸报道，“谷开来”依旧是新浪以及腾讯微博被屏蔽的关键词，在此类敏感的政治新闻方面，中国大陆媒体被指仍难有作为。
与之不同，在这条消息出来后，西方媒体则纷纷予以了报道，如《纽约时报》在7月26日、29日接连刊文认为这是中共方面利用谷开来案件来转移公众对她丈夫腐败和滥权的痛恨。并通过采访与谷开来有过交往的人士称谷给外人留下的印象一般是温和谦逊；《金融时报》则在7月27日的文章中认为，宣布起诉谷开来，显示出中共已经就如何处理这起案件达成共识；法新社则就此问题独家采访了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华盛顿邮报》更是从27日开始多日发文就谷的事件进行分析。
对此，上述舆情分析师表示，他们这种中国体制内的类智库人物也发现了这种现象，即西方媒体对于中国政治事件的兴趣度正在逐渐增高。美国媒体《纽约时报》开办中文网就被他认为是最明显的事例，“这表明纽时也认为中国新闻尤其是政治新闻有很大的市场，所有才会投入如此大的精力和资金开办中文网”。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他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中国自身的国力以及在国际上地位的提高与增强。在西方经济唱衰的情况下，中国目前的情况可以算是一枝独秀，而《纽约时报》、《金融时报》这些媒体的高端读者很多与中国政治、经济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中国政经互相影响的情况，中国政治的态势很可能影响到这些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意。而为了迎合读者，西方媒体自然热衷于报道中国新闻。
其次在于中国政治的密封性，这种密封性表现在虽然中国政治制度表面看上去有章可循，但是其中仍然存在很多外界难以揣测和判断的神秘性和人治因素，如北戴河会议，如老人干政问题。这不像西方选举政治那样几乎是透明的情况，对于西方媒体来说，恰恰是这种不透明给他们的新闻报道提供了操作空间。不过对此该分析师也表示，这种操作空间如果一旦没有得到掌控，被滥用，造成的后果就会像此前在《薄熙来被免后“谣言工厂”进入白热化运作》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中国坊间的政治传闻在网络信息媒介盛行的今天极易得到传播，并被外媒接受予以报道然后再传回大陆，形成一套谣言传播模式：一个似真似假的桥段在大陆网络上盛传----媒体甚至部分有知名度的外媒以此为依据，添油加醋编纂成新闻，传回大陆----网民再以此新闻为依据更加证实谣言的可信度，“谣言工厂”的流程遂大功告成。
第三个原因在于限于新闻审查制度，大陆媒体在这类政治新闻中的报道尺度并不大，仅仅转述新华社的通稿，而不能多做分析判断，这也变相为外媒在这些议题上进行发挥提供了空间。该舆情分析师表示，事实上，中国媒体目前的新闻报道尺度正在不断扩大，只是这种扩大并非革命性的、推翻性的，没有得到抗议中共新闻审查制度的媒体从业人员和民众的关注。“但是以中国国情来说，政治新闻将是最后一个禁区”。
而在早前王立军滞留美领馆一事，就是从中国大陆微博上首先爆出来的，包括薄熙来获被免职、谷开来被捕这一系列事情都是如此，当时也有声音斥之为谣言，但随后证明这些谣言都有一定的真实性。
当然，这其中的确有过一些如“薄熙来将官复原职”一类的谣言，但是随后即被证明是假的，也没有留存在公众的记忆中，不过也引发出“谣言是否会倒逼真相”的讨论。对此，这位舆情分析师认为，谣言的作用不在于是否倒逼真相，而是媒体需要借这个谣言代替民众向政府求证，同时也要代替政府向民众回答这个谣言。从这个方面入手，也许是解决大陆媒体在政治新闻上难有作为的一个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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