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仕途位至部级但公众仍更看重其作家身份的王蒙，经历了数不清的政治运动。他的经历折射了那一代中国文人的命运。王蒙承认自己“非常政治”“非常文学”。
他不到15岁就成了地下党员，20岁出头以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一举成名，但随后被打成“右派”，政治运动的时代过后，王蒙虽著述颇丰又身居高位担任文化部部长，但官场和文坛的大事小情总让生活无法消停。他给自传的一部取名《半生多事》，一半自嘲，一半写实。
“我要跟你讲政治。”2012年夏天，王蒙出版新书《中国天机》，这句话印在腰封上，白纸黑字。“如果我不写，也不会有别人写这本书，我有义务跟读者讲讲政治。否则，就对不起时代。”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道。
他认为，当今人们对政治的热情和关注日益增加，但是浅薄与情绪化的见解太多。“再有一个，我是以写小说为主，政治见解有时候被一些读者被一些朋友解释，但解释往往简单化。所以，与其让别人解释，还不如我自己来说个痛快。”王蒙说。
事实上，近年来他也未中断过对政治、社会、文化的关注和发声，《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汇报》上都有他的专栏。他说，“我有巨大的政治责任感，因为首先我自幼就热衷政治，有革命政治的童子功；第二，作为一个接地气的人，我从基层的团委、人民公社干部都当过，还当过中央委员、政协常委；第三，我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被提拔过，被毛主席多次点名，也被打入过历史的另册；另外，我还去过境外六十多个国家，也见过国外诸多国家领导人，有一些交流经验。”在他看来，这是《中国天机》的出版缘由。2011年夏天，王蒙在位于北戴河安一路的中国作协“创作之家”休养，着手创作该书。
在该书中，王蒙用“对执政兴国方面不够科学的痛惜之情”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他说，1949年到现在已经63年了，在63年里头，应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34年发展得还是比较好，但之前近30年，折腾得大，发展得小，有很多想法是凭着一种热情，凭着一种所谓“革命的意志”，而完全不符合经济和生活的规律。
他还提到毛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人治的，中国人强调的，并且影响最大的还是孔子的学说，强调执政的基础是道德，以德治国，“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不像法律那样具体、明确，道德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的感受，所以就附有人治的特色。中国至今也是这样，在执政中，道德因素仍然是被反复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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