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16日，英国人李爱德和马普安重走长征路，他们从瑞金出发，2003年11月3日抵达吴起。在结束了长征路后，他们将重走长征路的过程写了出来，出版了《两个人的长征》一书。其中重走红军“飞夺泸定桥”之路的内容，与教科书中的描写大不相同。
石棉县城2003年7月25日
大渡河显然没有辜负我们的期待，甚至还让我们感到惊奇。我们进入河谷，景色并不壮观，但十分险峻，摄人心魄。大渡河咆哮而过，与山壁搅动，形成阵阵漩流。在这一段，大渡河与金沙江差不多宽。到了安顺场乡，水面变宽，水流变缓，可以渡船过河。
红军到这儿之前70年，有另外一支起义队伍经过这里。就在红军宣传共产主义的地方，当年太平天国的最后一支队伍也带来了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福音，这真是一段不可思议的往事。太平天国的首领认为自己是天父之子，是耶稣基督的弟弟。洪秀全把自己的追随者组织成一支军队，占领了南京并把它定为天国的首都。之后太平天国向北进军，想推翻大清帝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太平天国是红军的先驱者。他们解放了妇女的双脚，重新分配土地。
北征失败，洪秀全与起义军其他将领也决裂了。其中石达开率领一支军队向西出走，就在这里，太平军遭到大屠杀，他们的血染红了大渡河，据说几天几夜都不褪色。
如果红军里有人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国民党军队就要用各种方式让他们了解当时的情形。国民党的飞机撒下传单，称朱德和毛泽东就是“新石达开”，谁要是不想被杀头，葬尸大渡河底，就最好立即投降。
今天的安顺场充满了新旧碰撞带来的魅力。主街两侧的建筑物完全保持着长征时期的原貌，这样的景象自打我们离开湘江上的界首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环境幽雅的纪念馆位于1935年红军曾经住过的房子里，但很快就要移到江边一个很大的处所。村子的另一边是许多现代化的砖房，有游泳馆、饭馆、卡拉OK。红军当年在安顺场渡江的一条小船停放在旁边，船首悬着一块牌子，歪歪扭扭地写着“红军船”。
红军先遣队占领安顺场的时候，只找到一条船，可以装十几名战士和六个划船的人。
“我住在对岸，”78岁的于凤颖说，“我们跑出来看红军是怎么过河的。”
对于共产党来说，这次渡河是又一个渲染着英雄主义色彩的伟大历史传奇，而国民党只表现出极端的无能和懦弱。一船红军士兵前赴后继渡过湍急的河流，击退敌人的防守，控制了渡口。这就好比二战期间，十几个盟军战士乘着舢板占领了诺曼底海滩一样。
后来，他们又找到两条船。毛泽东希望所有战士都能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当初在水流不太急的金沙江，全部队伍渡河也用了七条船和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这样算来，红军用三条船过大渡河的时间，足够蒋介石军队从成都到安顺场打一个来回了。
毛泽东只好采取第二种方案，这项看似不可能的方案导致了长征途中最著名、最惊心动魄的事件。
和杨成武一比高低的计划泡汤了。现在我们知道了，“飞夺泸定桥”不是开玩笑，更不是吹牛。
另外一处可以渡过大渡河的地点在北方120公里的泸定，那里有一条铁索桥，建于1705年，当初用以沟通成都到西藏的贸易通道。红军部队所在的这一侧河岸没有路通往泸定，毛泽东便命令杨成武率领的第一方面军先遣队找出一条路，击退守桥的国民党士兵。
毛泽东只给了杨成武三天时间。
于是，我们斩钉截铁地说：当然应该以杨成武军队的速度赶到泸定。
杨成武的日程是这样安排的：第一天（5月27日）：清晨离开安顺场，在田湾扎营；第二天（5月28日）：下午2点到达磨西，然后连夜行军；第三天（5月29日）：凌晨到达泸定以南5公里的上田坝。下午4点开始攻打泸定桥。我们的出发时间正好晚了两个月，7月27日。天下着雨，但我们精神不错。
一些当地人说我们的计划不可能实现，因为老路已经被冲坏了。这样令人失望的话我们已经听过太多，往往事实并非真的如此。人们说的通常只是自己的猜测，他们不愿承认“我不知道”。在地图上，我们没有看到把大渡河西岸星罗棋布的村庄连接起来的公路。这说明那儿肯定有小路。
7月27日是我们“飞夺泸定桥”的第一天，黄昏时我们爬上了田湾上方的万岗山。我们没有仗可打，没有临时搭桥，也不用背着沉甸甸的步枪、子弹或者手榴弹什么的，但我们还是累得精疲力尽。
天黑后，我们挣扎着下了山，进入田湾，那里刚停了两天电。除了面条和煮鸡蛋，没有其他吃的。
“这些对红军来说就够奢侈的了。”我们笑着说。
总的来说，这一天还算比较轻松的。
从田湾到上田坝还有78公里。红军第一方面军先遣部队一口气赶到那里，中途没有休息。
第二天到达磨西的时候，我们走了一半的路程，比计划晚四个小时，太阳已经西斜。爱德问一个当地人往泸定去的路。
“红军走过的路？”他转了转眼睛，“全都冲没了，没人再走了。你们必须走另外一边的路。”
爱德又向友谊旅馆的老板打听情况。
“没有问题。”他说，一边用手指着磨杠铃山上的断崖，那断崖将磨西与大渡河谷割裂开来。“红军走的是那条路，你们沿着它一直走就可以到泸定。”
天色逐渐阴沉下来，磨杠岭上的景物影影绰绰。谁说的话可信呢？我们更愿意相信旅馆老板，但我们能在黑暗中找到路吗？这时，一场巨大的暴风雨帮助犹犹豫豫的我们打定了主意----吃完饭便去睡觉！和杨成武一比高低的计划泡汤了。
第三天早上有了阳光，这让我们很高兴。磨西的老村子非常有特色，有一座迷人的天主教堂，这教堂1935年就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毛泽东在教堂隔壁的牧师家住过一晚上，牧师的房子是一
座坚固的欧式建筑，现在还保留着。
老城区的中心现在成了长征途中最大的旅游开发区。磨西是通往四川最高的山----贡嘎山的门户，整个村子周边矗立着许多高级饭店，接待来参观贡嘎山美丽景色和壮观冰川的游人。距离我们住的旅店50米，有一块三星级长征饭店的广告牌，上面是一幅饭店员工----女性居多----穿着红军军装的合影。
翻越磨杠岭是一件让人心旷神怡的事。回头看，磨西的景色十分壮观。我们已经站在薄云之上，透过云层看磨西县城和大渡河谷，郁郁葱葱的山坡上的景物时隐时现。
旅店老板完全正确。从磨杠岭山顶走到泸定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前提是40多公里的路程对你来说不算什么。我们晚上9点才到上田坝，晚了大约13个小时。
现在我们知道了，飞夺泸定桥不是开玩笑，更不是吹牛。
历史书没有夸张。
书上说“飞夺泸定桥”战役全程经过120公里，跟我们的测量差不多。我们还多走了1公里。那就是7月29日从泸定县城境内的大渡河到我们住处之间的距离。从田湾到上田坝，杨成武的军队共走了73至78公里，用了25个小时。
但到泸定这段路程还是相对轻松的。接下来发生的战役更加传奇。
历史书籍和电影都没有提到这些带路的村民，然而正是那些无名百姓作出的大无畏的牺牲，使得整个事件更具光辉。泸定2003年8月7日
泸定位于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交界处。从泸定往西去西藏，路势迅速走高。每天，许多军用车辆轰鸣着开往西藏自治区边界的芒康，当地人说那里地势险要。
我们在白天过泸定桥。桥的主体是13根长度100米的铁索，每根都有拳头那么粗，连接着两个粉刷一新的木岗楼。
其中九条铁链在脚底下，上面铺着木板，左右两侧还各有两条充当护栏，但根本没起什么作用。中间的人行道有1米宽，木板铺得很密。人行道两边的木板就稀松多了，两片之间有大约8厘米的间隙，透过去可以看到脚下湍急的水流。当农民挑着担子从我们身边一颠一颠经过时，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最上面的铁链来保持平衡。
但是我们还是情不自禁地感到失望，因为在我们的想象中，一座铁桥悬在高高的两山之间，离河边至少有100米高，下面的水流湍急汹涌，桥上几乎没有木板。实际上，这桥距水面最多有5米的距离。当地人说如果发洪水，站在桥上伸脚下去就能碰到水面。但只有傻子才这样做，因为河里的水流变幻无常，一不小心人就可能被卷走。
当年红军先遣队到达泸定的时候，桥上的木板已经全被拆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铁链。这全是国民党守军干的。
杨成武在他的文集里对“泸定桥传奇”有这样的描写：
“当全团数十名司号员组成的司号队同时吹响冲锋号时，我方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枪弹像旋风般地刮向敌人阵地。一片喊杀之声犹如惊涛裂岸，山摇地动。这时，22名经过精选的突击队员，包括从三连抽调来的支部书记刘金山、刘梓华，他们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在队长廖大珠同志的率领下，如飞箭离弦，冒着对岸射来的枪弹，扶着桥边的栏杆，踩着摇晃的铁索，向敌人冲去。”
“……我忽地从桥头一跃而去，带着三连在22个勇士后面一边铺桥板，一边向桥东冲去。”
“……我们的突击队爬完最后一节铁索，几乎就要接近敌人的桥头了。突然，西城门燃起熊熊烈火，火光冲天……他们为了防止我们攻进城去，把桥上抽下来的木板集中在城外，然后浇上煤油，一旦用水挡不住我们，就用火来拦阻我们。”
“……廖大珠同志突然一跃而起，在同志们的口号声中，带头冲进火海。他头上的帽子着火了，身上衣服着火了，然而，他仍旧不顾一切地向火里扑去。”
在杨成武的描述中，22名红军突击队员都活了下来。但根据桥上纪念匾的官方记载，只有18个人成功冲破了封锁线，另外4个牺牲了。而泸定县红军长征纪念馆馆长祝太兵告诉我们，人们对于此事始终说法不一。一些目睹这场战役的老人说，只有5名战士突击成功，其他人都落入河里牺牲了。
“我跑到后面的山上。”
86岁的李国秀站在桥上指着西边说，“他们早上8点开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我们躲在山头，看见22个红军过桥，前面带路的七八个老百姓都被国民党枪毙了，几个被击中的老百姓掉进了河里。”
爱德问她：“红军有22个过泸定桥，你看到他们怎么过的了吗？”
“看到了。老百姓在前面带路，红军跟在后面。他们不知道怎么过桥，桥上没有木板，只挂着铁链。过了河的老百姓都被枪毙了。”
李国秀就住在大渡河的西岸。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李国秀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她哭诉道：“当时生活很苦，现在好了，可我也老了。那时候国民党把我们弄到监狱里，一顿就给我们一小碗饭，后边还有人押着，让我们老百姓给他们背东西。”
李国秀一直没有搬过家。现在的房子已经整修过，是砖和水泥结构。1935年时她家的房子全是木头做的，但拆下很多木板给红军做新的桥板。
假如李国秀的回忆没有失实，“飞夺泸定桥”这一事件就少了些传奇色彩----在当时的环境下，红军伤亡如此之少的确令人难以置信。历史书籍和电影都没有提到这些带路的村民。然而正是那些无名百姓作出的大无畏的牺牲，使得整个事件更具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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