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谷开来案在合肥中级法院公开审理，吸引了全球媒体的注意。不同于审判前的信息封锁，法院方面在审判之后迅速举行了媒体通告会，并于次日由官方媒体新华社对外公开庭审纪实。这样的操作不同以往，让各界意外，也显示了中共正在贯彻一种可控的公开化。
案件前大陆媒体沉默
谷开来案于2012年4月曝光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轩然大波，甚至被外界冠以“中国30年来最敏感案件”。7月26日，中共官媒新华社刊发了宣布谷开来被起诉的通稿，并被绝大多数中国媒体转发。有中国记者透露，有关方面已下达指令，要求媒体在报道薄谷开来案开审时一律使用新华社稿件，淡化处理，并且不作评论。此后中国媒体纷纷保持沉默，网络言论也被严格控制，大批微博信息遭到删除。
此外，关注此案的境外媒体记者也受到了政府的监控。新加坡记者透露，他们在登记入住合肥当地酒店时遇到了困难，被要求转入政府指定的天鹅湖大酒店。该酒店并非合肥当地唯一涉外酒店，当地政府此举，无疑是在加强对外媒的管制，约束外媒的行为。
8月8日起，合肥中级法院就就开始高度戒备，6辆警车一字排开，挡住大楼门口。至昨天开审前，法院四周保安措施更全面升级，警方拉起封锁线，不准车辆进入封锁范围。
与审判前的严格舆论管制相适应，合肥中级法院对审判过程也进行了相对严格的控制。虽然事后法院发言人表示此次审判为公开审判，有英国驻华使领馆官员、部分新闻媒体记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界群众等140余人参与庭审，但在事实上，旁听证的发放是有选择性的，无一境外媒体被允许参与庭审，庭审过程也未对外直播。对比事后各媒体转播画面质量，应该只有少数几家中国官媒被允许拍摄庭审过程。
官方罕见举行通报会
不同于审判之前的信息沉默，审判结束之后，合肥中级法院副院长唐义干面对在法院外聚集的大量媒体记者，迅速召开了通报会，并以较大的透明程度通报了谷案的相关细节。法院此举被境外媒体称为“罕见”，法院对待媒体态度的差异也出各大媒体意料。
中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只是对刑事案件的审判公开做出了原则规定，而对审判前的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案件信息向社会的公开并无涉及。这也就意味着法院并没有任何义务公开案件审判信息。此前只有少数重大刑事案件在最终审判之前举行媒体的通报会，尤其是类似谷开来杀人此类可能涉及中共高层的，引发全世界媒体关注的案件。之前陈良宇案宣判之前，官方就始终保持沉默，并未正式向媒体公开案件具体信息。
外界对中共的印象也就停留在此，昨日之前境外媒体纷纷指责中国政府在处理谷开来案时搞暗箱操作，不贯彻人权，也没有实现程度公正。同时，外媒也普遍认为中国官方会遵循惯例，进行不公开审理，并会拒绝向外界透露消息。因此，官方昨日下午的举措无疑是对外媒的有力反击。
中共的忧虑和可控的公开化
随着网络时代的不断推行，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工具为言论的传播创造了无比便利的条件，也为谣言的流传提供了方便之门。之前，即使官方对微博严加控制，关于谷开来案的各种讨论仍然以各种名目在网络上进行着。而境外媒体的很多报道都通过各种形式被中国民众所接受并在网络上传播。一位中国网名曾说，“这个国家，太……搞笑了，什么事情都隐瞒，不给百姓一个交代，只有引得市民乱猜测，所以就有太多的谣言。”
而民众的猜测和谣言的传播，对于现在的中共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任凭此类言论传播，民众对于政府和中共的不信任和不满将会加剧，中共赖此执政的民意基础也会被不断削弱，这种严重情况恰恰是正在处于换届期的中共所无法负担的。因此对于中共而言，最好的回应方式就是掌握主动权，将案件信息及时向外界公布，避免无端猜测的产生。
但是中共目前依然没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推进舆论开放和言论自由。中共目前执政能力在弱化，民众对社会的不满也在积累，一旦迅速推进言论自由，中共目前自认没有足够能力掌握舆论的走向，以及平息民怨。在中共看来，在社会重大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之前，言论自由将会使媒体，尤其是境外媒体，成为激化社会矛盾，引发大规模冲突事件的导火索。
因此，中共一方面忧虑因为信息不公开导致的谣言四起，另一方面更加忧虑舆论的放开和言论的自由将会给中共的执政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对于中共而言，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可控的前提之下逐步推进信息的公开。
谷开来案的公开通报会表现了中共正在逐步推进信息公开。虽然中共因为强调可控性而步伐缓慢，但其大方向却是明确的，决心也是坚定的。可以预见的是，及时举行媒体通报会的行为将会在未来成为中共的惯例，以避免网络谣言的频发，刘志军案和王立军案的处理也将会遵循此一原则，进行相对公开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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