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炳轩在不同岗位上表现如何，众说纷纭，但是他在中宣部副部长和常务副部长任上的表现，却让许多知识分子摇头。他在前后两任部长丁关根和刘云山领导下主管新闻，十分尽责，管控十分严峻，让中国的新闻自由进程大开倒车。
主管新闻把关“尽责”
一般来说，现代国家不直接参与新闻媒体的具体操控，而是通过法律来对新闻进行宏观规范。但中国的新闻控制则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上都非常严密。
在宏观层面上，在专门法缺位的情况下，行政主管部门通过自我授权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中宣部等党的机构则根据领导人的指示与党的政策，对新闻自由实施种种限制，包括硬性规定新闻媒体的所有制形式、发行对象、报道内容，强行要求新闻从业者经过教育培训和考试后“持证上岗”，采访报道需要先经批准、地方媒体禁止异地采访及舆论监督等等。
在微观层面上，中宣部以下各级宣传部门，每天都直接下令到各个媒体，针对具体新闻事件、具体媒体、具体新闻从事者，干预甚至决定新闻媒体编辑部的工作方针、宣传重点，决定什么报道可以发出，什么事件不可以讨论，实行事先报告选题和事后追究责任制度。
这种状况当然并非吉炳轩个人所能负责，但在他担任中宣部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管期间，设计出更多、更细的规定和方法，完善了对新闻出版的掌控，对意识形态的钳制。例如，通过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垄断了全国80多万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记者证”的发放，发文宣布各个媒体发放的工作证等证件一律无效，这被视为在某种程度上赋予对记者“合法伤害权”。
最为人诟病的是中宣部对舆论的内容审查和事后追究。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电视、广播、网络视频等声像、互动媒体，都由中共宣传系统来监控。中宣部最繁重的工作，就是控制舆论，“与中央保持一致”。
内容审查没有什么客观标准，而只称之为“敏感”。举凡涉及政府官员、政治问题、社会事件、自然灾害，都会成为“敏感”问题。而像西藏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乃至更具体的“文革”、“军队国家化”、“六四”、“上访户”等等话题更是“地雷”，不得触碰。
国家新闻出版部门还垄断了刊号、书号，不允许民间自行创办报纸杂志、出版书籍。
控制媒体手法与时俱进
在吉炳轩主管下，各级党委宣传部都设立针对各类报刊、广播电视、出版社、网络的舆情小组、新闻阅评小组，对所管辖的报纸刊物实行“红牌和黄牌”制度，一次黄牌要警告，两次黄牌等于一次红牌，领到红牌的媒体就有可能被罚款、被撤销社长或总编辑职务（换人），严重的还可能被取销出版许可证，甚至把这家媒体解散。2002年以来，已有《21世纪环球报道》因刊登中共元老李锐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言、《北京新报》因刊登嘲讽中共执政的政治性文章而分别被停刊。
中宣部的干预一般都不发正式文件，只是打电话通知或者发无上款下款的传真，不告知是谁在下达命令，却不允许不执行，目的是为了避免追究责任。
就在吉炳轩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近五年，章诒和、李锐、何家栋、杨继绳等都名列“敏感人物”黑名单，被禁止出版新书或文集；有50多名记者成为压制新闻自由的牺牲品，分别遭遇监禁、限制人身自由、撤职、双开（党籍和公职）、跟踪、骚扰、降职、吊销记者证、罚款、警告等种种处分。其中包括：
《新京报》及《南方都市报》负责人程益中、李民英、喻华峰，湖南《当代商报》记者师涛，《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研究员、新闻助理赵岩，《工人日报》韩三 洲，《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南方周末》记者翟明磊，《南方都市报》及《新京报》总编辑杨斌、编辑陈峰，《中国青年报》“冰点”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南风窗》记者郭宇宽，《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苗炜、《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光泽，《北京娱乐信报》副总编辑凌沧洲……
吉炳轩本来在社会上没有多少知名度，但是中共十六大，他被委任为新闻发言人，一口河南方言而给全国电视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人们说到“吉炳轩”，不知何许人也，但一说那个在十六大记者会上说河南话的人，才恍然大悟：“是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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