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在最新一期《炎黄春秋》撰文，忆述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八九年的发病过程。由于鲍彤身份敏感，文章披露之后，引起中国网友的关注，并臆测是否传达某种政治信息。也有外界猜测鲍彤已经“解禁”。
鲍彤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被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七年。1996年5月，刑满释放。此后，鲍彤一直生活在软禁中。他近日以读者的身份在《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发表《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发病经过》，约1,000多字。系为澄清前保健局长王敏清的相关说法。
《炎黄春秋》是中国敢言的政论、历史类月刊，1991年创刊。现任社长为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现任顾问为杜润生、于光远、李锐，副社长为杨继绳、吴思等资深记者。该刊主要刊载古今中外的历史评论文章，力求还原历史真相，著者以中共党内元老、作家与学者为主，具有一定权威性；因其刊物多刊登有关中共党史敏感事件的评论与时评文章，而文章时与官方的历史结论有出入，或者主张党内各项改革，故刊物内容受到关注。
鲍彤忆述，1989年4月8日上午9时许，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胡耀邦坐在离他3至4米的位置。接近10时左右，胡耀邦突然一手捂着胸口，向赵紫阳挥手说“紫阳同志，我这里不太舒服，要请假”，赵紫阳叮嘱他不要动，立即叫医生。时任政治局委员的江泽民拿出心脏病急救包，但不会用；工作人员随后赶到，抢救工作由时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主持。
鲍彤强调，胡耀邦在疾病来袭时仍坚守岗位，“是我们所尊重和爱戴的领导人”，而当时主持会议赵紫阳也以抢救为先，中断会议，“这些都是事实”。文后注明的日期是“2012年6月12日”。
胡耀邦最后在4月15日逝世，学生悼念他的活动最终演变成“六四”事件。在“六四”事件后中国政府已经明确禁止鲍彤在国内发表任何文章，监控并无任何放松，虽然此次是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发表，但的确是署名“鲍彤”本人而非间接的“口述整理”之类，实属罕见。
原文如下：
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发病经过
前几日，偶然间看到贵刊2010年第2期，上面刊有一篇王敏清局长的署名文章，题目为《我参与了抢救胡耀邦》。读过之后，感到文中所谈的当年胡耀邦同志发病和抢救经过不够完整，有的与事实有相当出入。作为当年耀邦同志发病现场的目击者之一，我认为有必要致函贵刊，对这一历史瞬间的事实加以厘清。该文在前半部分，驳斥了几种社会上
流传的关于胡耀邦同志发病过程的说法，认为他们说的不符合事实。为了“以正视听”，作者叙述了他的经历，说，“1989年4月8日中午12点15分，我……突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胡耀邦病倒在怀仁堂’”之后，立即乘车赶往中南海，参加了抢救胡耀邦的过程。作者说他“当时是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局局长、内科主任医师，又是第一时间到达中南海现场的当事人，并处理了抢救胡耀邦的全过程，直到把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病房。”对于作者的身份，我不是很清楚。仅就其上面叙述的经过来看，至少他没有参加那个“全过程”。
因为，耀邦同志发病的时间，不是中午12点前后，而是比作者得到通知的时间早了两个小时甚至更早一些。
1989年4月8日上午9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听取教委党组起草的关于教育改革文件的汇报。作为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我列席了会议。胡耀邦坐在椭圆桌这头，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坐在那头。我们这些列席会议的人员坐在后排，我所坐的位置距离耀邦同志仅3～4米左右。
会议刚开始不久，我估计不到10点，耀邦在座位上，一边捂着胸口，一边向紫阳挥手，说：“紫阳同志，我这里不太舒服，要请假……”紫阳见耀邦用手按着心口，就问：“你是不是心脏有病……”耀邦一边挣扎着想站起来，一边说：“过去我自己也不知道，上次出差……（我不记得耀邦是说‘湖南’还是‘江西’），他们（那里的医生）说我……”紫阳说：“你如果有心脏病，现在千万不要动，千万不要站起来，不要移动。”紫阳立即叫中办马上找医生。这时，耀邦已疼痛得说不出话了，靠在椅子里。紫阳问：“谁有心脏病的急救药？”政治局委员江泽民在座位上犹豫了一下，说，“哦，我有，我没有心脏病，从来不带这种东西，不过老伴一定要我带”，于是从包里找了一个急救包出来。可是在座的人都不知道急救药应该怎么用。这时，一位工作人员说，他知道，站起来讲解。
至于药是不是给耀邦服用了，我不清楚。反正中南海的保健医生、护士带着仪器药物很快就赶到了，立即投入抢救。又过了一会，看到医务人员在紧张工作，赵紫阳松了一口气，说：“我们腾地方，这里需要安静。为了保证对耀邦同志全力抢救，我们大家转移到勤政殿开会。抢救工作请家宝同志留在这里主持，有什么情况随时到勤政殿报告。”大家都依言迅速离开会场。后来，政治局会议快结束时，温家宝到勤政殿报告：“抢救过来了。”会议结束后，紫阳留下家宝，又详细询问了情况，叮嘱在可能时尽快转送医院。
这就是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同志发病的经过。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贵刊所发的这篇文章中所谈到的，是作者在当天中午12点之后的经历，但是耀邦在两个小时前发病的第一时间，作者并没有在现场，他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完整；他所否定和指斥为“臆造”的一些说法，有的是事实，有的与事实接近。
最重要的问题是，作者说，“我在做保健工作数十年期间，无数次的重病抢救中，从未见过有高层领导人在抢救现场指挥。”作者这些话，对其他人的抢救，想必符合事实，唯独不符合抢救胡耀邦的现场。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都在场，和我同坐在后排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等列席会议的人员，都看到了，可以证明，大家都非常关心耀邦同志的安危。而且，作者还进一步说，“领导人我一个也没见到！难道他们见我来，都撤离了？”这句话不知道作者想说明什么问题。
胡耀邦同志是我们所尊重和爱戴的领导人。他在疾病袭来甚至可能危及生命的时候，仍然坚守在他的岗位上。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同志在耀邦发病之后，立即叮嘱耀邦切不可起身走动，叫工作人员赶快请医生，在医生到达并开始工作后，决定中断会议，转移会场，以便为耀邦提供安静的抢救环境，这些都是事实。我作为目击者，有责任将亲眼所见讲出来，留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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