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还在陕西省延长县黑家堡公社李家湾大队插队。那年初夏，陕西汉中012工厂招工，据说是制造飞机发动机的国防厂，在老山沟里。我因为父亲还没“解放”，家庭出身一项政审不合格，没有走成。我的情绪波动不大，照样每天上我的山，出我的工，挣我的工分；照样吃我的饭，唱我的歌，同婆姨女子嬉耍打闹。我队另一名女知青因为回家探亲时日过长(三个月)，也没能被贫下中农推荐，她留在队里又当教师又当卫生员，按说苦不重，但她心事不轻，所有不愉快盘根错节在心里那幺小块地方，终于盘出了疾病。那年深秋，她母亲接到电报从五七干校乘车搭船赶了四天路到了李家湾，女知青躺在冰锅冷灶的炕上，见到她妈的第一句话是，不想见你，你一来全完了……边说边顺眼角流两缕清泪。她妈痛泣失声道，妈来了全完了，妈要不来呢？她妈是做了最坏打算----准备料理女儿后事的，从湖北干校带来女儿最好的两件衣服：一件绿毛衣，一件紫红呢子外套。
她妈很快带走女儿，李家湾生产队女知青便只剩我一人。
之后，我到了宣传队。
宣传队全称是李家湾水电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延河在村前拐了一个弯。自然恩赐了一个古老的村名，李家湾。自然又激活了—个现代的梦想，建水电站。
有县上工程技术人员提出要在延河拐弯处砌一道坝，把河水拦起来，让它蓄洪，让它发电。知青那时无知无识，有的是热情，凡能改变现状的动议，知青总是无条件拥护。李家湾水电站工地来了上百民工，其中有三四十名北京知青，女知青大多与我同一中学，不认识也认识，不少人住进我的窑洞。
偌大个工地，偌长的工期，总得有点什么把民工拢住，把积极性调动起来。已经记不得成立宣传队的动议是谁最先提出的，反正有了全部是知青的宣传队，而我又成了宣传队员。我在宣传队可谓不专多能。报幕、三句半、对口词、小话剧、样板戏、吹笛子、打竹板：主项强项是独唱：陕北民歌。两支拿手的曲目《陕北道情》、《延安儿女学复电》。
后来又进了宣传队的编导组。编导组有三个女生，全是与我一个中学一个年级的同学。其中一位后来成了名知青孙立哲的太太，北京大学中文系77级文学专业的班长。她大学未毕业去了美国，立业成家，样样成功，可惜磨损太甚，早早因病去世，算下来已经走了小十年。
另一位名何冀平，下乡的生产队叫何吉坪。冥冥之中当真有什么么？她是中央戏剧学院78级戏文系学生，毕业后分到北京人艺，曾编剧《好运大厦》，小有影响；后编剧《天下第一楼》，大有影响。现定居香港，但经常回内地。
进县城汇演前接到一封家信
进延长县城汇演是早定了的，每个公社组成一个宣传队，水电站宣传队顺理成章顺水推舟成了公社代表队。大家商商量量准备节目，准备道具，听说还要从各公社汇演节目中挑选代表延长县进延安汇演的宣传队，有些重点节目要抓紧排练，那可是上正式的舞台呢！
那天应该是1971年10月底。晚上我正在灶房做事，收拾碗筷？还是发面准备第二天的早饭？记不清了，总之忙完压手的活，坐在灶火边读一封家里寄来的挂号信。信是念初中的妹妹写来的。拆开信，正纳闷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还要寄挂号，马上被信纸上的内容镇住。
林彪想谋害毛主席阴谋失败驾机外逃机毁人亡于外蒙古----这是那封信的主要内容，不是用以上文字表达，原文字我已记不清楚无法复述，当时只感觉天打雷劈四处无靠极度惊恐不安又难以接受这是事实。理智告诉我，16岁的妹妹没有胆量编造如此惊人的假新闻，也没有那么阔大的想象力，更何况她身在北京，消息应该较为正规可靠。此时我家已四分五裂，父亲在京郊果园剪枝压条接受改造，母亲在河南干校走着不知要走多么长久的五七道路，我在高远的黄土高原，大妹妹在辽阔的内蒙古兵团。家里只剩下两个妹妹和年过八十的老奶奶，除了接受妹妹信中写的事情----不敢认可为事实，别无他法。
妹妹在信的最后说：信看完后烧掉，千万别告诉第二人！
我把信又看了一遍，确定看明白并记住信上写的内容，有点不舍地把信封和三页信纸一怎么写了那么多内容一丢进灶膛。火舌燎着纸边，先黑后红后涅槃翩翩起舞，最后化成一撮红灰白灰。
那撮红灰白灰让我有一种什么都没发生过的不真实感。抬头看到窑障土墙上一张毛主席和林彪画像，林彪一脸谦卑跟在主席旁边，此时人已无像还在是人是鬼是魂灵……
心里便揣起一件不可告人的事，大事，有生以来没有比它更大的事！
这次汇演是步行进城
根本没指望乘车，理由很简单：没钱买汽车票。十几二十来人也没法拦车，拦住了谁上谁不上？拦，肯定是女生当先，据说司机同情女生；拦过后呢？也是女生先上，或仅仅是女生上？可以肯定的是，司机见到路边僻静处突然冲出一个排的精壮后生，一定会吓得加速开跑的。得！拦也白拦，索性同甘共苦一起走，男生多背点东西就是了。
那晚上我们先餐，睡到大约半夜12点，起来走。
路很平坦，却黑。无月的天空像口深遽无底的锅，亮大的星星像锔在锅底的铜钉。开头二十里路走得急快，很快背后就汗湿了。往下天黑得狠了，困乏劲一缕缕一股股泛上来，淹上脚腿淹了肚腹淹了肩背企图淹上大脑。
后二十里路几乎在半麻木状态下走完的。七里村，标志着离县城还有七里地，每逢到此，知青都有迈进县大门门坎的感觉。当天蒙蒙晨光中的七里路竟成了走不到头的公里、母里----一里等于二里的公里，一里像面条可无限抻长的母里。脚下有了硌脚的血泡，泡破了，疼。队伍一瘸一拐走进县城，好在天早人稀没人迎看。我们也顾不得观赏都市风光，直觉那一条街一座楼一人放屁响两头的县城怎么变大了，怎么老也走不到住宿安歇的地方……
不是毛主席的话都别说！
到底年轻，睡了多半天觉，又吃了一顿油水大的饭食，男女宣传队员个个精神抖擞，像才刨出土的红皮萝卜，新鲜，水灵，硬梆梆的。我们背词的背词，准备道具的准备道具，未等开台锣鼓敲响，我们已稳操胜券站在台边。
记得我们和郑庄公社宣传队一晚上同台演出，他们先，我们后。按说谁后演谁吃亏，因为人们困劲上来，很难集中精力把节目看到底----如果节目再不精彩的话。
我们不怕，看过郑庄的节目后我们更不怕了。郑庄宣传队的主力也是北京知青。
那晚上我当报幕员、独唱，还在小话剧《向阳路上》中演一个伶牙利齿的农村女子，那女子批判落后婆姨火力很冲。我的舞台造型是梳两个小刷子，花色的对襟上衣，脖子上系一条白毛巾。剧情是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我是编剧。
当晚演出顺利，我们的节目结束后全场掌声很响接近雷动。
卸了妆我们又吃了一大碗热汤面，便在安顿好的地铺上睡下了。
第二天上午没安排，下午汇演选中的节目还要排练，准备参演当天晚上全县优秀节目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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