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在肯尼亚拍摄野生动物保护片的姚明在自己的博客上谈论了在非洲的所见所闻。他坦言为当地人对篮球的热情所打动，还表示希望能追踪到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那头大象。
在完成了前几日的活动后，伯纳德带我们去参观当地的桑布鲁村。那里的妇女还专门穿上传统的盛装来欢迎我们，她们脖子上挂着一圈又一圈的巨大珠链。伯纳德告诉我们，当地的未婚女性会把珠宝累积起来，等到结婚后再分给家人。当我们进入村子时，她们唱起了美妙的歌。
我见到了村中的长者们。他们头戴棒球帽，穿着传统的非洲服饰，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最年长的那位和他的同伴一起祝福我，在他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弯起手指接受祝福，我还得拍着前额，感谢他的仁慈。
大象观察和拯救大象这两个组织在这里工作几十年。野生动物救援协会的皮特-奈特告诉我，上一次来这里时碰见过一位具备行医资格的桑布鲁医生，当被问到偷猎大象意味什么时，这个医生答道：“偷猎一只大象相当于剥夺200名桑布鲁儿童接受教育的机会。”
在中国，我们很注重教育。大多数家长都希望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我相信，如果人们意识到购买非法象牙制品会损害非洲的教育，他们就不会再买了。
接下去，我考察了当地的一些颇具篮球天赋的人。我想要给上海大鲨鱼挑选些好苗子。这里的篮球氛围很好，也有些天赋不错的球员，当我投中球时，会听到欢呼声。投到第四个篮时，本来就不牢的篮筐彻底坏了，所以我要给他们买一个新篮筐。看到他们在这样尘土飞扬的场地依旧保持如此高涨的热情，真的很棒。
后来，孩子们为我唱歌，还有两只大象用鼻子递给我一个篮球。真是个美妙的早晨，我感到很荣幸。桑布鲁的人生活简单，但他们幽默，活得有尊严。
随后，我们去了大象救助站。路上，我们看到一辆被压扁的汽车，仪表盘都碎了----这是两只大象的杰作。和大象做邻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它们有时候会突袭农作物。不过这里的人更多依赖养羊和骆驼，而不是种植农作物，所以看上去还很平和。
途中我们看到一只母狮和它的两个孩子，距离我们的车只有8英尺。皮特告诉我只要我继续留在车里，狮子不会对我感兴趣，可是如果我下车，它们或者离开或者朝我扑来。我已经被非洲烈日烤得三分熟了，我可不想成为它们的盘中餐！
就在观察狮子的时候，我留意到车后面有一只大象，扇着大耳朵。我们给它让路，然后那只大象上前赶跑了狮子。
道格拉斯-汉密尔顿先生告诉我，他们已经掌握了这一地区所有的大象家族，并且通过无线电项圈记录下大象的行进路线。通过谷歌地球软件，他们可以追踪每一只大象的行踪，以更好地保护它们。在马塞马拉，他们还用我的名字为一只雄象命名。我告诉汉密尔顿，我是火箭队员，而不是公牛队员（Bull，英文还有雄兽的意思）。无论如何，我希望能追踪到和我同名的那头大象，希望它能平安。上月末在吉林省吉林市举行的第二届环松花江公路碳纤维自行车赛，本是为了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而举办的赛事，没想到因为个别充当“枪手”的专业运动员的加盟并摘金夺银，而使得比赛变了味。
根据组委会赛前公布的竞赛规则，本次比赛所设3个组别的参赛运动员必须是非专业运动员。吉林市体育局官方网站上，至今仍有通知的原文----“第二届环松花江公路碳纤维自行车大奖赛所设的竞赛分组均为业余组，为此，凡全国注册（自行车项目）的运动员不允许参加比赛，如隐瞒注册资格，取消比赛成绩，后果自负。”
但明文规定还是未能挡住专业运动员的亮相。“我们也是在比赛开始后才发现的。”中国攻车队总经理贺波告诉记者，“因为我们有人认识他们。专业车手参加业余比赛，那冠军肯定是他们的了，最终的结果也是如此，他们获得了A组的冠亚军，而我们的车手只获得了第三名。”
贺波还向记者提供了相关证明材料，获得冠军的孙龙将现为吉林省体育局注册自行车运动员，协议起止日为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获得亚军的董武（其真名为黄恩），注册单位是河北，在中国自行车协会注册号为CHN198811。当记者就此事向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中心求证时，主管自行车运动的张斌部长以“我正在开会，10分钟后我给你回过去”为由，匆匆挂断了电话。之后，记者并未接到张斌的回电，再次拨打电话则处于忙音状态。
“男子A组的赛程为72公里，冠军将获得一辆价值10万元人民币的轿车，我想，这就是他们想找‘枪手’的原因。”贺波分析说，“可能有相关人员对最终的大奖很感兴趣，而我们车队的车手，是所有参赛车队中实力最强的。”
赛后，由于发现有专业运动员参赛，车队马上提起申诉，但组委会并未按照规定取消其比赛成绩。获得第三名的张利对此十分气愤，在颁奖仪式上高喊不公平的他，被主办方工作人员拉出了颁奖仪式现场，更有相关人士出面威胁其“再闹就休想离开吉林”。“这些虽然没有录像证据，但有很多人能作证。”贺波说。
在刚刚结束的伦敦奥运会中，中国自行车队因被裁判判罚犯规，最终痛失已经到手的金牌，这一幕让中国自行车界大有同仇敌忾之势，毕竟这是几代中国自行车人的梦想。但是，本应该成为培养自行车运动群众基础的业余赛事，却出现这样的丑闻，不能不为业余赛事的发展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我真的觉得，获得成绩的专业运动员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在专业的体制内，每个月的收入很少，只能通过偷偷参加这样的比赛赚点钱。一旦东窗事发，他们甚至会成为‘牺牲品’。但是，如果我们姑息、纵容这样的行为，中国自行车运动就不会有真正取得成功的时候。而且，对我们这种投资自行车运动，以公司为背景的业余自行车队，也是巨大的伤害。”贺波说。
与人们普遍认为的，自行车运动在中国属于冷门运动项目不同，事实上，业余自行车赛事在国内开展得很普遍。一年内，类似环松花江公路自行车赛这样的业余赛事，多达上千场。而像中国攻车队这样的业余自行车队，也有10支左右。
“中国的自行车运动很奇怪，民间市场举办的比赛很多，但专业体制下的自行车比赛却较少。我认为，现在的体制对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发展，实际上是在起反作用。因为专业运动员不能参加业余赛事，但又没有钱挣，参加的比赛也只有那么几个。业余比赛搞得很火，运动员挣得也不少，像我们车队的队员，月薪都在两万以上，另外还要加上参加比赛的奖金。我们又不像国外那样，优秀的自行车选手可以从业余顺利地过渡到职业。我们的业余运动员想要成为职业运动员，必须转为专业，因为职业自行车的注册名额，一直在中国自行车协会手中。”贺波说。这其实就是中国自行车运动的现状：市场行为的业余自行车赛事，虽然已经被很多人认可，但却被项目主管部门束之高阁，自行车运动在中国走的路，仍然是精英体育，而不是大众体育。业余赛事搞得越来越火，本应成为自行车运动人才的后备军，但体制上的束缚，以及人为操纵的“枪手”的出现，都让中国自行车运动陷入了困局。
“如果我们这种业余自行车比赛能够继续发展，相关问题能够理顺，中国自行车运动肯定会有希望。但是现在，我非常担心，我们遇到的这种情况，在未来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贺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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