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6年7月，此时的毛泽东早已重病缠身，据说他力主安排张玉凤进政治局任常委。如果确有其事,你信吗？
起初，或许我们不大相信会有这样的安排。张玉凤不过是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凭什么她就能进政治局，而且还要担任常委呢？可当事人张玉凤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证实了这件事。
张玉凤，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报以极大尊敬的一个人。以她的善良、正直、真诚和勤勉的品格，相信她的话还是很有一定分量的。
据张玉凤回忆，说主席在1976年的4月至7月中旬，虽患重病，但思维还算清晰。在这段时间里，曾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作过“圈划”，但一时亦无定论。说主席主要是担心政局会出现剧变（注：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力还是狠精准的）。
张玉凤在文章中提及：毛主席4月份第一次圈定的政治局常委中，共有5人。名单是：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但到了1976年7月15日，主席约见了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张玉凤，提出了调整后的常委名单，当时，由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依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江青听后问：“洪文、春桥呢？”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这一次的谈话记录人多了一个，除毛远新、张玉凤外，还有的一位是本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张玉凤始终坚称，确实有记录为证。
不知别人怎么想，这回我确实信了。以毛泽东的政治洞察力，以张玉凤诚信率真的为人，再结合当时的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又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呢？二
我们先说说1976年毛泽东最焦虑的是什么。1976年的毛泽东，早已不是人们心目中“红光满面”的形象。他实际上头发已花，面容更趋憔悴。1971年初，毛泽东因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昼夜咳嗽。他固执己见，不相信吃药，不遵医嘱，照样吸烟，生活作息全无规律，结果转成大叶性肺炎。
没有人能逃避自然规律，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毛泽东必然为自己的身后做些安排，既然要安排，必然得物色一个让自己放心的接班人来打理天下。为此事毛伤透了脑筋，林彪是他选的，王洪文也是他选的，甚至他还一度考虑过周恩来、邓小平，但想了又想，伤透心的事情一件接一件。
无可否认，在中国做最高领导人，还真是很累。无论“左”还是“右”都是内部问题，是谁能做得比毛考虑的更多呢？
“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的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严重打击。毛因震惊而险些崩溃他卧床不起近两个月，血压升高并感染了肺炎；周恩来病重，无法考虑他接班的可能性；江青则贪恋权力；姚文元是一名宣传鼓动家；张春秋具备领导素质却野心太重。他有心栽培王洪文，却发现王外强中干，毛曾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他远没有邓小平强。”
有说法称，邓小平当年复出，毛泽东是迟疑不决的，问了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很赞成；问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反对；问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他们都表示：“主席定论”。
临了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篡党夺权，后果是：4月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之后，毛泽东能信任的人，除了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等，只剩下病床边的几个人了。路线之争，如此残酷，由此足见一斑了。
三
因为焦虑，所以忧心。毛泽东最怕他人否定文革路线，这似乎成了心病。即便是汪东兴，毛也曾对他说“我对你只能信任一半。我死后，你也会有野心！”
但毛泽东最信任的人当数张玉凤。张玉凤没学过医，也没受过正规的护理训练，只好一边干一边学，直到毛泽东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在这样的朝夕相处中，毛泽东慢慢感觉到了只有亲人才能带来的温暖和安心。张玉凤做起事来特别细心认真，这也是毛泽东后来放心地把很多机要事务交给她打理的主要原因。
重要的是张玉凤走近毛泽东、守护毛泽东，到最终送走毛泽东，她一直是一个最知情毛泽东的人。作为机要秘书，张玉凤想不看到什么都难。可以说，毛泽东想到什么，张玉凤就能敏感地知道一二。毛晚年发音不清楚，但只要他动动嘴巴，发出哪怕几个不连贯的音节，张玉凤基本上就能解读出来。
以至于毛泽东有关的“机密”、“要件”的转递、落实、存档，无不经过张玉凤之手。于是在毛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张玉凤成了各派关注的对象，由此可以见出张玉凤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份量。
有人硬说毛泽东晚年头脑糊涂，笔者不是很信。他一次次在接班人问题上谨慎小心，无非是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待政治路线。我们对他的路线正确与否，姑且不论，单凭他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之用心，他并不是一塌糊涂。
因为真诚，所以信任。故而，张玉凤以此政治格局中的份量，加之当时她对毛泽东个人及路线的拥护，被毛圈定为政治局名单，委实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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