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但有些灾难好像被历史故意遗忘了。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大旱，颗粒无收，随后而来的便是饥荒和死亡。此时，抗战正处于相持阶段，河南是中日双方都在争夺的战场。据官方数据，全省灾荒死亡人数约有300万。这个数字超过八年抗战士兵的死亡总数。
作家刘震云的家乡河南延津县是当时遭灾最严重的县之一，他在《温故1942》一书中记述了家乡亲人的惨烈遭遇，折射出河南大饥荒的悲凉一幕，小说由此也成为由冯小刚执导、即将上映的电影蓝本。回顾这段历史，人们不禁会问：产粮大省何至于会饿死这么多人?这场灾荒是突如其来的吗?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对灾荒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又是怎样的?
“被灾荒”的河南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动了10多次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后退至黄河以南，豫北沦陷。日军在黄河北岸与中国军队隔河对峙。
为了阻挡日军西犯，1938年6月，蒋介石下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给百姓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89万人丧生，黄河水退后形成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沙滩河汊。
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2年夏，五年半的时间里，河南的出兵出粮一直都是全国第一。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在河南驻防，军粮马料，以及兵源补充，全靠在河南“就地取材”。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在风调雨顺年景，农民交粮纳赋之后，也谈不上任何储藏。熬到1942年，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又绝收，特大饥荒的爆发就势在难免。
许多史料都表明，1941年夏天，干旱就侵袭了豫北，蝗灾毁掉了豫东的收成。这一年共有100多个县受灾，其中旱灾61县，雹灾47县，水灾29县，蝗灾6县，霜灾7县。饥荒的种子就是在那年开始种下的。随着1942年春天的持续干旱，夏粮无望，崩溃来临了。
当时，国民政府中的豫籍参政员们联名提出《河南军粮及征实负担过重，民不堪命，崩溃可虞，请政府速予减轻以维地方而利抗战》的报告，但恰恰是这一年，重庆政府鉴于货币贬值严重，要求田赋征实。这一年河南被田赋征实小麦108万担、征购305万担，分别占全部国统区征实、征购小麦的34%和36%，均为后方各省第一。河南南阳的一家地方民营小报《前锋报》几乎是大饥荒最早的预见者，在1942年7月24日的社评《灾象已成，迅谋救济》中说：
七月流火，夏日炎炎，南风长啸，晴空万里，亢阳不雨，旱象已成……如此亢旱，再有十日不雨，秋收即完全绝望。兵连祸结，饥馑荐臻，影响抗战，实深且巨。
当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也收到不少传教士来自河南的消息，他于1942年10月26日在《时代》周刊发出报道《十万火急大逃亡》：
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其原因为：1.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2.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
封杀《大公报》，掩盖真相
1942年冬，重庆《大公报》的张高峰被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然而，进入河南之后，原本打算报道战争的他却被严酷的灾情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地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洛阳街头，“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骼挂图”。再向南行，只见“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最后就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张高峰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年轻的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奈，而激怒他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所见所闻令张高峰无比愤怒。1943年1月17日，他从河南叶县寄出了6000字的通讯----《饥饿的河南》。他在文中尖锐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稿子发回重庆总部之后，谨慎的编辑害怕触怒了当局，遂将题目改成了《豫灾实录》，于2月1日刊发见报。
这天的报纸被抢购一空。次日，《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亲自撰写了一篇社论----《看重庆，念中原》，质问国民党政府的救灾效率，更将催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
这篇通讯尤其是社论让蒋介石勃然大怒， 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有关中原旱灾的一切报道均被“叫停”。
王芸生去找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交涉，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并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爱管闲事”的外国人
此事引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他们认为蒋介石的做法极其粗暴，不可理喻。而灾荒报道更深深刺激了外国记者的神经，白修德便是其中一位。
美国记者白修德，在20世纪40年代担任《时代》周刊驻亚洲特派记者，他曾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 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但1943年，却成为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他“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
《大公报》停刊事件数天后，白修德决定和他的朋友----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亲赴河南，探察实情。他们坐着手摇巡道车到洛阳。随后又坐卡车，再骑马前去郑州。两人到达郑州前的一个黄昏，天下起大雪。途中，他们的马差点踩到几个夜宿雪地的逃荒人。次日破晓，呈现在白修德面前偌大的郑州城竟然浑似一个被死神统治的白色荒冢。
眼前的情景让他们深感“震惊”：饿死在路旁和田野中的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有野狗在啃噬死人的尸体。在当地传教士陪同下，他们走访了许多村庄，从灾民的口中得知，“人吃人”已经不鲜见，问题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吃过活人。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中，有人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随时倒下;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震惊之余，白修德开始收集情况，统计数字，他把各村、县的情况汇总后，估算出受灾最重的40个县有300万～500万人饿死。 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之严重才能挽救灾区无数人的生命。于是，白修德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写成了《等待收成》一文。他没有将该文发往重庆，因担心新闻检查被扣压，而是通过洛阳电报局直接发回美国纽约。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在美国《时代》周刊发表----
“没有人知道和关心究竟有多少难民死在这条路上。据说自从秋天以来有200万人沿着这条路逃出。至今每天仍有1万人从这里涌向西部。在河南3400万人中，我们估计有300万已经沦为难民。此外，还将有500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些美国人士开始通过教会等机构向河南灾区提供救援。而此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巡回演说、筹集抗战贷款最关键的时刻，这篇文章不啻一颗重磅炸弹，极有可能打碎蒋氏夫妇的全盘计划。宋美龄看到白修德的报道后如坐针毡，认为此文“有损中国形象”。她立即与《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卢斯通电话，要他马上召回“那个鲁莽的小记者”，并将其辞退。但这一要求遭到了卢斯的严词拒绝。
白修德回到重庆后，迫不及待想要面见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层层官员蒙蔽了。但会见时，蒋介石“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着讲述”， 一开始他对此矢口否认，白修德只好拿出了他们拍摄的野狗吃尸体的照片。看着这些触目惊心的照片，“委员长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蒋介石询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并对白修德表示感谢，说“您是比我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 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总统官邸。
之后发生的事，让白修德彻底看透了蒋介石。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发生了逆转：“我不想再见到蒋介石……我深信不疑的是，他不仅对我们无用，对他自己的人民也毫无用处。”
谁谋救济
蒋介石真的一直都不知道河南的灾情吗?
在1941年的国民政府参政会上，河南代表曾呼吁对河南减税和请求救济，但是在蒋介石看来，这可能是地方逃避征粮、以求赈济之举。
1942年8月，当时的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公推刘基炎、任劭鲁、杨一峰三位代表组成灾情请愿团，前往重庆谒见蒋介石。但是蒋不仅拒绝见他们，还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
蒋介石为什么不相信千里之外来报灾的豫人代表?关键原因应该在于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河南的征兵征粮一直为全国之冠，屡蒙嘉奖。虽有数十县报灾，但他为了向上邀功，有意拖延勘查，不肯据实向中央转报灾情。
其实，蒋介石对于河南灾情的严重性早已知晓。1942年8、9月河南灾象初呈，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立即意识到危机，心急火燎地跑到西安王曲，召开“前方军粮会议”，决定将河南征粮数额减为250万石(并没有免掉，而且实际上，粮食部长徐堪把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又命令立即征用所有运输工具，把陕西储粮迅速运往河南。蒋介石采取这些紧急措施，目的只有一个----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
1942年10月，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本是遏止河南灾情蔓延的关键时刻。因为随着冬季的到来，灾民大量流亡，死亡率会急剧上升。然而，多方呼吁，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政府对救灾的重视。
为了应对国际国内舆论，蒋介石派出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两人前往灾区视察。两人来到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示：一方面，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视听……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张告诫河南官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而截至彼时，河南已经饿死了近300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河南官方统计为1602人。
在铁的事实面前，国民党政府终于采取了“亡羊补牢”的救灾措施：中央政府拨给河南2亿元(1亿赈款，1亿贷款)，同时强调军粮征收不能减免;从临近的陕西调拨赈灾粮至河南灾区，军队打开河南的一些军用粮库，政府在乡间设立粥站，赈济灾民;同时，各地的募捐款也陆续汇至河南灾区。
于是，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员到各县，一面视察灾情，一面督促征粮。当省府大员到各县督征时，有的县长谈到百姓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服毒自杀情景时，不禁痛哭失声，跪地磕头，请求免征。
自古以来，灾区百姓通常是不纳粮的。蒋介石政府为什么偏偏违背救灾的道理，原因便是军民交困时，他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军队不可一日无粮。由于河南的交通运输极为困难，几十万河南驻军的口粮，从外省调运至少也得好几个月。到1943年元月底，国民政府从河南共征收170万大包小麦。
那么2亿元赈灾款究竟有什么作用?当时平粜粮按最保守估计已涨到每斤10元，2亿元只能购得2000万斤，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只有6斤多。而国民政府从河南征收的170万大包小麦，每大包200斤，共计3.4亿斤，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可得110多斤。征粮数超出赈粮数若干倍。
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
河南省军政不和，政府内部不和，相互间推卸责任，贪污舞弊也是导致灾情酷烈的原因。直到1943年3月白修德前往河南采访时，指拨的2亿元款项中只有8000万元到了省政府。而这点杯水车薪的钱，还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一直拖到1943年麦子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
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是蒋介石的爱将，驻扎河南期间，他身兼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等职。大灾中，汤恩伯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大发国难财，老百姓把他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 (水、旱、蝗、汤)之一。
各县县长及公务人员的平庸无能，也是大灾越演越烈的原因。当时的河南，民间还蕴藏着很大的救灾力量。如果各县政府敢于负责，组织民众，劝借劝募，以富养贫，或者组织生产自救，都可以缓解灾情。而且，1943年春季小麦长势很好，灾民只要坚持到麦收，就能看到生路。
在1943年春救灾紧要关头，南阳《前锋报》曾大胆提出“放斗余，贷公粮”，号召各县县长打开公仓，把往年余粮和麦收前吃不着的公粮拿出来贷给灾民，但大多数县长害怕放了粮收不回，宁肯眼看灾民饿死，也不愿冒此风险。
一位在灾区赈灾的传教士给白修德写信说：“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
白修德很清楚政府不管百姓死活的严重后果，他曾写道：“我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
一年后，白修德的判断得到了证实。1944年春夏之交，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历时38天的战斗，日军5万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河南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当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这是何等怪异的景象!
汤恩伯不仅不反省，反而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贴出标语，准备实行屠杀。他在逃跑前让士兵、民夫搬运大量私财;仓库落入敌手时，里面还存有面粉100万袋，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
军队为什么不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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