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出有因
“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乔冠华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外交家，其郁郁以终的结局，曾令许多人感到惋惜。他的第二任夫人章含之女士在《我与乔冠华》和《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两书中的自述，更令这种结局染上了一层凄美的悲剧色彩。
章含之与丈夫乔冠华
（乔冠华 资料图）
友，但自她进入外交部后，友谊演变成竞争。
毛泽东与王海容
周恩来与翻译唐闻生导致乔冠华晚年悲剧的原委，研究者往往就一些人事关系作出推测，当事人则语焉不详。章含之曾谈及自己被毛泽东点将调入外交部后，未能如愿到新闻司当发言人、且发展一再受阻的人事原因：
后来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当权势、我当时视为朋友的毛泽东的那位远房亲戚所决定。从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摆布之中。
从我调去美大司受阻一事，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权，尤其是涉及中美关系这样的部门，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掌握。我隐约地感到外交部情况比较复杂，恐怕不是久留之地。
书中所说的这两位特殊人物，当然是指先于章含之到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唐闻生。她俩本是章的好朋友，但自她进入外交部后，友谊演变成竞争；章嫁给乔冠华之后，更与各种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令关系日趋复杂。关于高层权力斗争，章女士曾谈到“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是为了生存”，并有如下表述：乔冠华与章含之相差22岁
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
所谓第一次错误，系指1973年乔冠华反戈一击批判周恩来之事。1975年下半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以后，乔、章在外交部与两位通天人物的“内战”趋于白热化，又产生了章所说的第二次错误：
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拼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虽知这是孤注一掷，但为了部内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华贸然决定拼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裂，制止在部内又一次兴风作浪，换取真正的安定团结。但我们过于幼稚，过于天真。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这无疑是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1973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1975-1976年的错误却处之泰然，因为我和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
历史的书写不同于外交辞令，章女士似有难言之隐，其自述又缺乏文献上的证据，令真相显得扑朔迷离。
一纸御状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张江姚专案组”于1976年12月编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其中在“‘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标题下，有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影印件，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全文如下：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活。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专案组还对这封信件加了如下按语：
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江青所谓的“更大的胜仗”，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统统打下去，“四人帮”篡权复辟。
这本专案材料的编印时间，距“四人帮”被捕仅两个月。康生仍算正面人物，按语保持着“文革”式语言，皆不足怪。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真实目的，以及这两人在历史上是否算叛党，史家尽可继续考证。
孤注一掷
这封“告御状”的信，章女士在上述两书中均未提及。笔者所感兴趣的，则是她写这封信的目的。研读后略作归纳，信中包含了如下要素：
一、事后觉悟到康生通过海容、小唐诬告江青、春桥事件，是邓小平幕后策划，所以要向主席揭发；
二、海容、小唐曾向老乔调查江青、春桥的历史，乔表示完全不知道；
三、我们（乔、章）坚持原则，劝海容、小唐不要替康生传话，章特别指出关于江青的话尤其不能传，因为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
四、小唐对江青有议论（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养老），海容涉嫌有意安排证人吴仲超出席人民大会堂宴会。
这封信似可作为打开乔冠华晚年厄运之谜的一把钥匙。乔在历史上跟随周恩来工作多年，又在1974年随邓小平出访美国；写信时间正值1976年“天安门事件”二十天后，此前康生、周恩来已先后去世，全国处于“批邓”高潮，“四人帮”暂居上风。递交后也曾收效一时，令江青对这两位小姐暴跳如雷。
毛泽东对此信的表态及其逝世后“四人帮”的倒台，提前结束了乔冠华的政治生命。在1976年12月2日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对此曾有如下说明：
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这次会议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长职务。
在当时“凡是”思维的主流政治背景下，毛泽东对章含之这封以“我们”口吻来信的批评，已足以形成对乔冠华致命的一击。
有人说“乔老爷”毁于“两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女士则屡屡提及：“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乔）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有说他是高干子弟的，有说是某领导人外甥的，还有传言说他没办入党手续就成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等等。在当时那个混乱的年代，确实出过很多不可思议的奇闻怪事，令人瞠目，再加上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大道消息不畅，小道消息疯传，各种猜疑难免沸沸扬扬。
我当时在西双版纳州宣传部做新闻摄影工作，恰在此时，北京《民族画报》特邀我采访一组朱克家在少数民族地区锻炼成长的专题报道。面对社会上的这些传闻，为慎重起见，我请上海媒体的一位朋友帮我了解一下有关朱克家的社会背景。很快得到答复：朱克家，1950年出生在上海一个多子女的贫困家庭，其父是上海市纺织品供应站的业务员，母亲是纱厂女工。1969年他毕业于上海市海南中学。同年4月，和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一样，经过街道、学校和父母单位的层层动员后离开上海赴云南插队，没有任何特殊的社会背景。弄清楚了这些，我便来到勐腊县勐仑公社。
公社书记知道我的来意之后，直截了当地说：“朱克家的情况我很熟悉，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上海知青，有两件事最突出感人：一是他本来在勐掌傣族村寨的坝区插队，自然环境、生活条件相对来说还不错，但他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爱尼族山寨落户，在那里做出了很多成绩，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与赞扬。第二件事是1972年，公社党委根据他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去昆明师范学院上学。这种机会，是当时绝大多数知青梦寐以求的，想不到的是，朱克家放弃了这个难得的机遇，决心继续留在这个偏僻的山寨，建设新农村。这一举动，感动了不少人。公社党委为此整理他的典型材料，报给上一级党委。”说至此，公社书记感到很自豪。
接下来，我请书记谈谈朱克家的入党经过。他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准确地讲述着：“1973年4月27日是朱克家入党的时间，但他当时正在昆明参加云南省第五届团代会，入党手续是他从昆明回来后补办的。”我问起缘由，他说，公社上报的朱克家典型材料很快被上海市革委会派出的驻云南知青慰问团发现，他们出于一种责任，重新整理朱克家的材料，题名为《山寨里最忙的青年》，报送上海市委参阅。这份材料被当时上海市委主管文教宣传的书记徐景贤看到后，立即转呈姚文元，姚马上派出一个采访小组赴云南，不久便发表了以朱克家署名的文章《我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和《农村也是大学》等通讯，大张旗鼓地宣传，朱克家便成为当时的新闻人物。姚文元在布置采访任务时，得知朱还不是党员，当即表示：这样的人不入党，什么人可以入党？于是，上海市委办公厅给云南省委打电话，云南省委给西双版纳州打电话，州党委给勐腊县委打电话，县委又打电话到公社党委，要求迅速办理朱克家入党事宜。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曾打算待朱克家从昆明回来之后按正常手续办理，但上面的督催，以命令的口吻要求当晚就答复，书记只好代表公社党委宣布批准他入党，日期就是4月27日。从上海市委打电话算起到宣布朱克家入党，前后通过十一个电话，总共用了九个小时的时间。
我离开勐仑公社，走了三个半小时的山路，来到了爱尼族村寨----莫登生产队，在小学里见到了朱克家。他中等身材，衣着朴素，白净的面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上去像个文弱书生。他热情、礼貌，将我送到生产队队部，向队长介绍了我的来意。队长是个纯朴的爱尼族汉子，他如数家珍，把朱克家上山后为群众办的好事讲述了一遍，并领我在寨子里转了一圈，边走边指给我看：那是朱克家新建的小学，那是朱克家新修的水泵房，那是朱克家常为村民理发的地方，等等。我环视四周，莫登生产队位于半山腰，有六十多户人家，全部是爱尼族。周边是梯田，耕作方式尚停留在刀耕火种的状态，比起傣族居住的坝区确实艰苦不少。队长告诉我，解放二十多年了，至今还经受着没文化的痛苦。寨子里曾办过一所小学，但请来的几位教师受不了山寨贫穷与寂寞的煎熬，短时间后，一个个都走了，五六十名学龄儿童失学在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都成了文盲。朱克家来到这里之后，才把小学恢复起来。我顺便问起队长是如何认识朱克家的，他说：“我经常下山办理事情，途中必经勐掌寨子，朱克家所在的知青点就在寨子边上，我常去那里讨碗水喝，休息一会儿。朱克家待人热情、礼貌，尤其是看到劳动之余，别的知青多是打扑克、下棋，唯有朱克家在看书学习或帮人修理收音机、手电筒??我逐步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就产生了邀他上山当老师的念头。不久，朱克家向公社党委提出要求，将户口转到莫登生产队，上山当了教师。”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朱克家自己动手建设校舍、操场，做了篮球架和乒乓球台。当他发现学生教材全是汉语编写的，学生不懂，他便开始学习爱尼族语言，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就能够和学生进行语言沟通了，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他帮助山寨安装了碾米机，使妇女摆脱了繁重的舂米劳动。他看到寨子旁有一条山涧小溪，便产生用溪水发电的想法，他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搜集安装小型水力发电的资料，学习电工知识，回到山寨后，建起了小型发电站，给山区带来了光明。他还学会了理发、木工、裁剪及使用缝纫机，成为爱尼山寨最受欢迎的人。队长约我在山寨多住几天，为朱克家多拍些照片，好进行宣传。我看到了朱克家和群众密切的关系。他忙忙碌碌、勤勤恳恳地和爱尼人生活在一块，一待就是四年。他从没谈及过这里的艰苦、贫穷和寂寞，反而觉得生活得踏实、自信和乐观。
在那个年代进行摄影采访，所惯用的手法是摆拍，今天看来，这些照片明显带有人为组织的痕迹，但照片反映的确实是真实的地点、真实的人物所发生的故事。这组摄影专题报道在1974年第7期《民族画报》上刊发。后来每逢重大活动，我时常见到朱克家，彼此的交谈中，知道这种铺天盖地的宣传在给他带来荣誉的同时，更使他觉得心虚，他清楚自己已被一个巨大的手推着往前走，想停也停不下来。对上层的真正意图，他一无所知。毕竟，他只是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
1973年6月，“四人帮”加紧物色中共“十大”中央委员人选，张春桥以支持新生力量为借口，要求云南省委将朱克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出席“十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四人帮”为了加强培植自己的力量，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上由他们组阁，朱克家又被送进中央工农读书班深造，王洪文还接见他，要他好好学习、参与上层路线斗争。在北京的会场上，朱克家坐在一群老者中间，拘谨不安，发言也经常语无伦次。从此，他被卷入了政治漩涡。1974年，他调往昆明，户籍关系迁入到省委机关。后来，他到北京参加中央“打招呼”工作会议，领受江青、王洪文的旨意。回云南后，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领导人物，亲自蹲点，布置任务，参与炮制话剧《典型报告》等等，使云南省工农业生产受到破坏，社会制度一度陷入混乱。虽是受人唆使，但也难辞其咎。
我和朱克家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76年4月，那时他已是四届人大常委、中央候补委员、云南省批林批孔办公室副主任。我之所以去找他，是因为一桩人为的政治事件将我牵扯进去。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61年4月，周恩来总理视察云南时，在西双版纳和傣族群众欢度泼水节，边疆人民记忆犹新。1976年元月8日总理逝世，当地群众无限悲恸，这年泼水节到来时，我从百姓家中搜集到群众珍藏的十五年前总理视察时的部分照片，经过翻拍，精心制作，用《周总理活在各族人民心中》作标题，在4月初泼水节到来之前，利用街头橱窗宣传展出。由于泼水节和清明节只相差几天，4月5日清明节时，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四人帮”定为“反革命事件”，西双版纳州结合进领导班子的派中头头认为我办的展览是配合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要追查策划者的动机和责任。我很气愤，决定去找朱克家反映情况。我将事情的始末和动机向他陈述清楚后，他表示，由于时间的巧合造成了误会，叫我放心，他会和有关人员打招呼的。此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没有人再提及。我也避免了一场人为的政治灾难。
1976年后，我工作调动，到山东一家媒体做记者。因工作需要，曾两次回云南采访，见到不少老朋友，自然问起朱克家的情况。他们告知：粉碎“四人帮”后，朱克家成为云南省批判的主要对象，被隔离审查。但最后处理时，考虑他犯错误的历史背景，给予了宽大处理，开除党籍，下放到恩洪煤矿当了一名掘进工，后来又到洗煤厂当工人。由于他吃苦耐劳，完成任务好，和工友的关系很融洽。1987年调该矿电视转播台做电工。1994年又调到该矿在曲靖的一家综合性大厦任经理，2004年退休。在老工人的撮合之下，朱克家和一个地质队员的女儿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孩，生活得平静而淡泊。他一直回避媒体采访，从不参加知青们的活动，绝口不谈当年的那些事情。
在那荒唐的年代，朱克家经历了一次人生的过山车。最终，从平民中走来的他，复又回到平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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