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集体大逃亡（即所谓“长征”）。1935年1月，劫后余生的中共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期间，周恩来力挺毛泽东，声称，“以他对蒋介石的了解，中共党内除毛泽东无人是蒋介石对手”。会上，毛泽东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开始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核心。会后，常委分工，“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来，在行军途中又调整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为成员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是当时的最高统帅部。由于张闻天、周恩来等高层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在关键决策时刻往往由他决策，所以毛泽东逐渐成为中共事实上的最高军事统帅。
此时，毛泽东虽然并未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但由于军事斗争是当时中共的最重要的核心工作，毛泽东统帅全军，实际上就是统帅全党。这就是中共党史所说的“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已经形成”。
主张“党指挥枪”的毛泽东，实现了“枪指挥党”。
但是，遵义会议后的41年，毛泽东也不乏竞争对手和觊觎者，他前后经历了四次权力危机。
第一次危机：来自中共元老张国焘。
1935年6月，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毛泽东迎来了遵义会议后的第一次权力危机。毛泽东后来回忆，与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刻。
与毛泽东相比，张国焘的实力不可小觑。张曾是北京大学学生，而胡适曾说过一句最令毛泽东生气的话：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张就是学生领袖之一。和毛泽东一样，张也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共创始人，但张和陈独秀、李达为三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可以说张是中共早期的“二把手”。
可见，张国焘的资历、学历都远在毛泽东之上。虽然来自于红四方面军许世友曾说过：“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但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却曾回忆，1919年作为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与北大学生领袖张国焘在北大图书馆首次相遇时，“他们看不起我这个乡下土包子。”
除了两人的资历和学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实力也十分悬殊：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二万人，且衣衫褴褛，装备不足，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有8万余人，枪多势大。
“抢杠子里面出政权”。所以，张国焘也企图以枪指挥党，夺取中共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
于是，毛泽东和张国焘在人事组织和军事路线上展开了角力。红一方面军虽然在实力上不及红四方面军，但因当时多数中共政治局委员们随军行动（故红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有天时人和之利。于是，毛便以正统自居，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张施计斗法。
在人事组织方面，张国焘不承认遵义会议的合法性，鼓动部下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作为妥协，中共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组织问题”重新安排：“军委设总司令，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为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即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张国焘在中共和红军中的低位有所提升，但是仍未掌握最高权力（当时名义上领袖是张闻天，实际上领袖是毛泽东）。
在行军路线方面，毛泽东力主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政治局以压倒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北上主张。但是，张国焘却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坚持“南下”路线。张甚至试图胁迫中央。毛泽东当机立断，火速拔营，率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单独北上。至此，毛张矛盾公开化。表面上的“北上”、“南下”之争，实际上却是党内两个山头之间的权争。
1935年10月，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成立山寨版“中共中央”（史称“第二中央”），张自任中央主席，并宣称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党籍，还下令“通缉”他们。长征到达陕北的“正版”中共中央获悉后，向全党公布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后来，损兵折将的张国焘被共产国际命令取消其山寨版的“第二中央”，承认“正版”中央的领导。张被迫带领红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再次会师。这次会师之后，张被剥夺了军权并遭到批判。张国焘后来投奔了蒋介石，1979年客死加拿大。
随着张国焘的失利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毛泽东的权力和威望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此后两次改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均为主席，成为中共在军事工作方面的名符其实的最高领导人。
第二次危机：来自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王明。
毛泽东在其权力威望进一步巩固和提高过程中，又遭遇了1937年底从共产国际回国的王明挑战。
王明，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年6月，王明代理总书记。后来，王明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由于王明拥有共产国际的背景（而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支部），致使他常以共产国际的代言人、“钦差大臣”自居。王明对中共的领袖地位也志在必得。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初来乍到时的王明做了这样的描述：“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他一回国就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中共在抗战爆发后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说这样只会“吓走同盟者”（即国民党），称“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 这些批评，很多去是针对毛泽东的。王明的主张获得了政治局委员几乎一致拥护。张闻天甚至公开承认：“这些错误我和毛是要负责任的。”陷入孤立的毛泽东，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姿态，被迫予以附和。
这次会议，在事实上形成了毛泽东、王明“双首长”的权力格局。
此后，王明担任了地位特殊、有“第二政治局”之称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他常常不经中央同意、就以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将长江局的文件散发全党，甚至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以文章太长为由不准武汉的《新华日报》刊登。对此，毛泽东曾经埋怨，“我的命令出不了这个窑洞”。 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变得十分微妙和尴尬，毕竟，共产国际这时并没有明确承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及其后先斩后奏所确立起来的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
“一山难容二虎”。王明的言行和作风，引起了毛泽东等人的不安。
在毛、王争雄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共的上级组织----共产国际。
1938年3月，毛泽东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情况。共产国际出于维护中共内部团结的考虑，并不鼓励王明继续在党内与毛争夺领导权。加之当年一手扶植王明上台的米夫在联共党内斗争中遭到整肃。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指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了。”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内外时局出现的变化，更是让毛泽东在这场争斗中占了上风。
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武汉失守，标志国共两党在抗战初期合作的“蜜月”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两党之间愈演愈烈的互相猜忌、摩擦乃至武装冲突，最终爆发了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在奉命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围歼。这一严重的挫败，不仅使得王明失去了他在政治上的重要盟友、新四军政委项英，而且使他鼓吹的“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调在中共党内破产。而毛泽东所强调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主张则逐渐被党内多数人所接受。1938年9—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曾将其与遵义会议相提并论）。毛获得了与王明斗争的重大次胜利：撤销长江局，免去王明的书记职务，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从而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1941年6月，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军节节败退，局势严峻。苏联自顾不暇，再也没有精力像过去一样插手各国共产党的事务。1943年，共产国际不得不宣布解散。
王明后台的无疾而终，令毛大大松了一口气，于是，毛开始盘算在党内彻底斗倒王明。
其实，1941年后，王明就因病长期休息，逐渐边缘化。但1942年，毛泽东还是掀起了旨在彻底清算斗倒王明的“整风运动”，通过整风运动，毛泽东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取得了对王明的彻底胜利。
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中共4年、影响中共14年之久的王明路线的死刑。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
在扫除王明势力之际，毛泽东的全党最高领导地位在组织形式上也最终完成：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1945年6月，中共七大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
第三次危机：来自接班人“刘主席”的压力。
建国后，如日中天的毛泽东先后遭遇了两次来自自己“接班人”的权力威胁。
刘少奇是和毛泽东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在毛和王明的斗争、“毛泽东思想”的确立过程中，刘少奇功不可没。刘也是毛泽东最早选定的接班人。
但是，随着刘少奇权力和地位的上升，以及两人在治国方略的重大差异，毛泽东感到了威胁。
毛刘之争，首先是治国方略之争：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两个“三七开”
1958年，毛泽东和中央一口气提出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今天被认定为“三大左倾错误”。这三大错误，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 N（该数字为国家机密，且有争议）人死亡。
对于这些灾难发生的原因及其后果，毛泽东强调是因为缺乏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有待认识，而且，“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但是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则强调主观错误，他提出了两个“三七开”。
首先，关于灾难发生的原因，刘少奇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其次，关于缺点和成绩，刘少奇认为也是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
刘少奇的两个“三七开”直指毛泽东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论调，直指毛泽东的“三面红旗”，也被认为是对毛泽东丰功伟绩的某种程度的否定。为此，毛泽东不得不为此带头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如此，毛泽东“天才”、“领袖”的颜面尽失。尽管毛泽东提议开“出气会”，但他自己心中却“憋了一口气”（1967年4月江青语）。而“憋了一口气”的毛终于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才得以扬眉吐气。
毛刘之争，其次是缘于瑜亮情结：大权旁落不甘心。
1959年刘少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9年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第一线的工作，对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
但是，在毛退居二线之时，刘少奇的地位和威信逐渐提高，毛则越来越感到自己被冷落、被架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受到了威胁。例如，1964年，毛泽东一再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但无人理睬。而刘少奇一发话，“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全党闻风而动，纷纷下去了。这让毛泽东感受到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威望，对此毛泽东感到大权旁落，不是滋味。毛后来对刘少奇说，“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
自古以来，中国“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万岁”只有一个，他人使用，就是“僭越”，要抄斩的。太平天国的“天京变乱”，就是祸起东王杨秀清的“万岁梦”，而杨秀清也为他的“万岁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一幕，又重演在刘少奇身上。
1959年，在国内正式出版物上，“刘主席”和“毛主席”的称谓，以及两位主席的“标准像”就并排出现。
在1963年前后，国内媒体开始出现“刘主席万岁”用语。
刘少奇在曾自喻为“非常时期大总统”。
但是“刘主席”不知道，另一个曾经是唯一的“万岁”、唯一的“主席”，有何感受。
而看似大权旁落的“毛主席”（他仍是含金量最大的军委主席），却对“刘主席”十分不屑：“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果然，文革时期，毛主席仅仅动了一个小指头，弹指之间，刘主席就被打到了！
毛刘之争，还缘于毛对“鞭尸”的恐惧。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曾经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即历史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后来刘少奇还说过“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刘少奇这些话，使“三面红旗”始作俑者毛泽东十分震动。毛泽东也曾对刘少奇表达过愤怒：“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而在此前后，苏联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是加剧了毛泽东对自己死后被“鞭尸”的担心。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3年后的1956年苏共20大发动了对斯大林的批判。1961年苏共22大，又通过决议，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被拉到红场埋葬。
平心而论，毛泽东对斯大林并无多少好感。他本人就曾吃过斯大林这个霸道的“太上皇”的不少苦头。但是，他更不能容忍赫鲁晓夫在斯大林身后对他的冒犯和亵渎。这令毛看到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弄不好的话，在自己死后，中共党内也会有人效仿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使自己落得和像斯大林一样被人鞭尸的下场。
从此，毛的戒心大起，在以后的余生中，“中国的赫鲁晓夫”魇咒一直缠绕着他，不断地驱使他寻找、清除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无疑就是典型的“中国的赫鲁晓夫”。毛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揪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毛刘之争，围绕“四清”问题彻底摊牌。
在1964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政治上的分歧发展到公开争论、摊牌的地步。
会前，主管会务工作的邓小平本来是出于照顾毛泽东身体的好意，劝他可以不必每天都参加会。这已经使毛不满了。接下来，毛在会上讲话中强调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打断了毛的讲话。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会场上的气氛相当紧张。毛泽东对刘少奇竟敢当众顶驳自己大为光火。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气冲冲地进来，一手拿著《党章》，一手拿著《宪法》，当场质问刘少奇、邓小平二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自觉颜面大失的毛还执意要刘少奇检讨认错。但刘少奇却拒绝低头认错，弄得毛一时下不了台。
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出面做工作，和稀泥，才让刘少奇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
但毛、刘之间在政治上的裂痕不仅没有弥合，反而愈来愈深，愈来愈大。
最终，毛在1966年发动了文革，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第四次危机：来自“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威胁。
和刘少奇一样，林彪也曾是毛泽东打江山、夺政权的重要开国功臣。从井冈山到延安，直到打进北京城，林彪始终是毛泽东最看重的、精心扶植起来的心腹爱将。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最年轻的他排名第三。
解放后，深知“高处不胜寒”的林彪就称病不出，他曾亲自手书座右铭：张良范蠡，急流勇退。但是----
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使林彪成为中共政坛黑马。
这两次会议，林成为毛打击和对抗彭德怀、刘少奇的急先锋。
1959年7月2日－8月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5日，林彪被毛泽东召上庐山，参加批彭斗争。蛰伏多年的林彪在审时度势后，在批彭德怀时扮演了先锋，对彭大加挞伐，刀刀见血，指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式的人物”，称：“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林彪的表现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会后，彭德怀等人被打倒。毛则投桃报李，提议林彪接替彭成为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62年1月召开七千人大会。正如前述，这次会议在检讨“三面红旗”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倍感孤立和憋气。但是，林彪却旗帜鲜明地站在毛这一边，他离开会议的主题，给正处于困境之中的毛泽东捧场帮腔，大谈毛的历史功绩，说中共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都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现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至于目前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缘故。毛对林彪与众不同的发言大为赞赏，不仅当场带头鼓掌，而且让林彪把这篇讲话整理出来，发给党内各级干部学习，并亲笔批示：“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
毛泽东对林彪给予的支持自然心存感激，把他视为在政治上斗倒刘少奇的头号盟友。
林彪成了“副统帅”和“接班人”。
拥有军队背景的林彪，继续对毛泽东大力支持。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毛泽东大加吹捧：“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意欲发动文革，打到刘少奇的毛泽东则乘势笼络、提携林彪。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革正式开始。在领会了毛的意图后，周恩来提议，全会通过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且林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跃升至仅列毛之后。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召开，破天荒地在新修订的《章程》中加入“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权势日益膨胀的“林副统帅”令毛不安。
当然，林彪心理很清楚，毛之所以重视他，是将他作为打到彭德怀和刘少奇的一颗棋子。
但是林彪却并不甘心听任毛泽东的摆布，做一个有名无实的接班人。他深知政治上是讲究实力的，而文革正是一次可以浑水摸鱼，扩展自己实力的好机会。于是，他除了在政治上作出“紧跟”的姿态，配合毛斗倒刘少奇以外，用很大的精力来经营，扩充自己在党内军中的势力。林彪本来在军队就有一个小圈圈，即所谓“双一”(即红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的老部下，文革中林又利用自己的“副统帅”地位乘机排除异己，扩充自己的队伍。
林彪曾向自己的亲信交底说：“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批，拉过来一批，保护一批。拥护你的人要保，反对你的人要打倒，中间的人拉过来。”林彪本人就采用这种手法，打到了和自己唱反调的罗瑞卿，扶植起直接听命于他本人的以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还有他的儿子林立果（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作为嫡系的军事集团。
林彪在军中拉帮结派的搞法，当然逃不过毛泽东的眼睛。毛对此自然不大高兴，但为了在政治上拉住林彪而不得不暂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同时，毛有意让军队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稳定作用。所以，毛对林彪拉帮结伙，扩充势力的种种作法也就只好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林毛交锋：是否设立国家主席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第三次庐山会议，围绕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斗争。
按照宪法的规定，在原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后，就有一个由谁来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对此，毛既没有兴趣重新担任这个角色，应付日常大量的国事活动，也不愿意把这个职位让给其他人，以免重演先前“两个主席”的噩梦，特别是在林彪已经坐大的情况下，更不想让给他。于是，毛在提议召开四届人大的同时，又提出要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但林彪早就很不满意自己名为“接班人”，实际上只是个“备用胎”的状况。在他看来，他担任国家主席是顺理成章的。这里不仅有刘少奇的先例，而且也是顺势解决他在政府中的职位只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这种与接班人地位不用称的办法。所以，平时谨小慎微的林彪被自己的野心冲昏了头脑，铁下心搏一把。叶群就曾私下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于是林彪绕过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直接建议由毛泽东兼任这一职务。而老于权谋的毛泽东马上便看出了林彪所打的主意，认定他“劝进”是假，自己想当国家主席是真，而且对林彪这样公开将自己的军感到下快。因为这恰恰足毛的心病所在，他宁可把这个职务让给董必武这样无关紧要的党内元老，也决不愿意让已经尾大不掉的林彪来当。更令毛不安的是，林彪的这一提议随即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在京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赞成，这越加让毛领教了林彪在政治上呼风唤雨的能量。
在设国家主帝的问题上，中央常委内部形成了四比一的局面，毛泽东陷人孤立的窘境，进退两难。而让毛有口难言的是，他本人不赞成设国家主席的真实意图不好明说，又找不出更恰当的理由来说服众人。尴尬的毛泽东几近恼羞成怒，乃至表示：“你们愿意要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但林彪集团仍紧锣密鼓的活动，试图扭转全会的原定议程。8月23日晚，吴法宪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会议上提出，建议全会第二天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并学习和讨论。他的意见被政治局通过。第二天，8月24日，叶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二中全会的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及西北组发言，将林彪23日的讲话发展成为一个支配全会的主题。
对政治局势高度敏感的毛泽东立刻看出了林彪等人有关设立国家主席议题后面的政治意图，并迅速采取了行动。
8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全会停止讨论林彪8月23日的讲话。之后，毛泽东找林彪谈话，周恩来等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责令他们做出检查。然而，林彪集团还在用各种方式串连、活动和抵制。
毛泽东决定先拿在林彪阵营里摇旗呐喊的陈伯达开刀。
8月31日，毛泽东针对陈伯达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并印发给全会。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大有泰山压顶之势，说“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继续在陈伯达身上做文章，敲山震虎，在党内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林彪而来的。就如同当年在文革之初为了斗倒刘少奇而先拿彭真开刀一样。
毛泽东南巡：为最终解决“林副统帅”造势。
为了最终解决林彪问题，临近八十岁高龄的毛泽东在1971年8月14日，开始南巡。他先后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停留，接见了南方各省市区的党政军负责人。
南巡时，毛泽东不断地向地方负责人“下毛毛雨”，公开他与林彪的矛盾，宣布为“第十次路线斗争”，为斗倒林彪作准备。毛泽东说，这次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最后一搏，林彪折戟蒙古大漠
南巡谈话虽被毛泽东要求保密，但仍转折传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很清楚，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俯首就擒，像刘少奇一样悲惨地死去；要么铤而走险，拼个你死我活。林彪儿子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在恐慌之下试图反击。按照官方描述，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等制订了武装政变计划，即《“571工程”纪要》。9月8日－11日，林立果、周宇驰先后分别向“联合舰队”的骨干传达林彪手令，部署杀死毛泽东。毛对此有所警觉，突然改变南巡行程，乘火车提早返北京，并沿途加速不停站，最终安全回到北京。
毛泽东安全回京，标志着《“571工程”纪要》的破产，也说明那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人前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林彪的末日就将降临。林彪等人在仓皇之中乘机出逃，最终落得个折戟大漠，机毁人亡，身败名裂的下场。
林彪集团，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并显赫一时的军事集团，就这样覆灭了。
毛林争斗的这个结局，对毛泽东来讲只能说是惨胜。从好的一面来说，毛最终还是解决了拥兵自重的林彪集团，而且是其“自取灭亡”、“自绝于人民”的叛党叛国方式，毛泽东一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减少了许多麻烦。从不好的一来说，林毕竟是开国重臣，是毛的“亲密战友”，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好助手，也是毛多年栽培的“好学生”、“接班人”，这么一个中共的、文革的标杆式人物，突然变成了叛党叛国的阶级敌人，无法令人信服。因此林彪事件对文革、对中共、对毛，都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总结
毛泽东的四次权力危机，前两次发生在其最高权力巩固时期，后两次发生在其权力已经巩固，如日中天时期。前两次危机来自于自己派系以外的对手，后两次则来自于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毛泽东的四次权力危机，也说明，中共建党、建国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竞争、选拔制度的缺失，个人地位的升降、权力的损益，没有一套公开透明的机制，只能依靠所谓“路线斗争”这样的残酷的暗战、恶斗来决定胜负。
而这种环境，对于长于权术，自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来说，可能更为适应，所以每次危机，毛都可以纵横捭阖，笑到最后。
客观地说，毛泽东无论其军事能力还是政治权谋，在其中共同仁中，确属出类拔萃的，这才使得他能够在权力场中，游刃有余，心想事成，每次都能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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