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7日，杨丽坤出生于云南普洱县磨黑镇的一个彝族家庭，排行第九。家人和亲近的朋友都亲昵地称她：小九。1952年，杨丽坤10岁时来到昆明的二姐和二姐夫身边生活、学习。同年，杨丽坤进入新村小学学习。她酷爱书籍，几乎所有零用钱都用来买书。图为杨丽坤饰演的阿诗玛。
1954年，杨丽坤12岁，和二姐去看演出，被省歌舞团的胡宗林发现，认为她是好苗子。杨丽坤进入省歌舞团当学员。1956年，杨丽坤开始崭露头角，常担任大型舞蹈的领舞。1958年，文化部在“全国创作工作会议”后，着手准备国庆十周年献礼片。夏衍同志建议组织一部“以大理为背景，反映边疆民族的，载歌载舞的，轻松愉悦的片子”。图为《五朵金花》剧照。
1959年4月，作家季康和公浦赶写剧本的同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家乙开始紧锣密鼓地选场景，挑演员。当时的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袁勃给王家乙订了规定“要宣传云南、大理，所有演员必须要云南人。”在省歌舞团，王家乙看完所有在场的姑娘，都不合意。他们往外走时，一个姑娘正站在排练厅的窗台上擦玻璃，就在他们经过时，有人和姑娘打了个招呼：“杨丽坤！”“哎！”姑娘应声抬头，一张纯真、质朴的微笑着的面孔映入王家乙眼中。“就是她，就是她。”王家乙叫了起来。图为《五朵金花》剧照。
正是这偶然的一回头，改变了杨丽坤的一生。从此她被托上幸运的云端，也被推到悲剧的低谷。这一切的一切，皆由这一回头而起。那一年，她16岁。图为《阿诗玛》剧照。
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庆祝新片展览月的招待会上为《五朵金花》拉开了序幕：“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作一种能反映伟大时代的新风格……一种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风格。”图为《阿诗玛》剧照。
这部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王家乙导演，杨丽坤、莫梓江主演，雷振邦作曲的影片，自1959年起先后输往46个国家公映，创下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纪录。1960年，在埃及开罗举行的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五朵金花》获得巨大殊荣：导演王家乙获最佳导演银鹰奖，杨丽坤获最佳女主角银鹰奖。埃及总统纳塞尔点名请杨丽坤亲自前往埃及领奖。图为《阿诗玛》剧照。
1964年，杨丽坤主演了由上海电影制厂摄制，刘琼导演的电影《阿诗玛》。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1982年，该片在西班牙北部城市桑坦德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节上获得最佳舞蹈片奖。
之后，这部影片也给杨丽坤带来了难以预料的灾难。文革中，这部片子被康生宣布为“宣扬爱情至上”的“毒草”遭批判。杨丽坤被说成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黑苗子”，反对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黑线人物”。受到残酷的迫害。图为杨丽坤(左二)1964年在上海外滩“阿诗玛”“全家福”：左一，包斯尔(阿黑哥)，右一、胡松华(阿黑原唱)，右二，杜丽华(阿诗玛原唱)。
她开始失眠，晚上一直做恶梦，患上了轻度神经官能症。帮派人物又给她带上了：攻击“红色政权”的帽子，被强行送到宜良羊街劳动。羊街。她因不服“改造”，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和“伟大旗手”。被当时的专政机关正式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后被押回昆明。图为杨丽坤16岁时照片。
在省歌舞团，杨丽坤被关在舞台底下。那里阴暗潮湿，终日没有一丝光明。里面仅放着两条长凳，晚上当床睡。加上日夜不停的审讯，她的精神被彻底摧垮了。经过家人不断努力，此事引进了周总理的关注，指示要好好给杨丽坤治病。她被送到云南省精神病院留院治疗。之后，又被送到湖南郴州治病。
1970年底，在广东凡口铝锌矿场工作的唐凤楼，结识了与杨家私交甚好的陈泽涛。当陈泽涛提出将杨丽坤介绍给他时，他觉得这简直是“海外奇谈”。1971年，当唐凤楼第一次见到杨丽坤时，往昔人们描绘她的美好词句没有一个能同眼前的她对得上号。她的脸色灰黄，目光呆滞。然而，是她的诚挚和善良深深吸引住了唐凤楼。
1973年5月22日，经过一年多的书信往来，这对相识于患难时刻的年轻人终于缔结良缘。在上海徐家汇路345号的唐家，举行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婚礼。既没有摆酒，也没有请客，仅是家人围坐吃了顿晚饭。身着一套的卡衣裤，脚穿猪皮丁字皮鞋的杨丽坤，找到了那个托付终生的人。婚后，唐凤楼对杨丽坤关怀倍至。但杨丽坤的病仍时常发作。“幻听”发作时，什么人也不认得，行动完全由“幻听”支配。图为杨丽坤及丈夫。
唐凤楼翻阅大量精神病方面的书籍，甚至自己假装“幻听”来与她交流，了解到许多杨丽坤的姐妹，甚至医生都难知道的“幻听”内容和杨丽坤的病态表现。很好地帮助她治疗。1974年5月25日下午，杨丽坤在区中心医院妇产科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唐琰、唐韬。1978年，《人民日报》刊登陈荒煤的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之后《解放日报》又登载了张曙，汪习麟的文章《阿诗玛就在我们身边》。杨丽坤再次受到关注。图为病中的杨丽坤。
同年，杨丽坤调往上海电影制片厂与分别多年的丈夫、儿子团聚。在杨丽坤的后半生，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着两个孩子不断成长，看着丈夫工作。图为1998年，胡松华、杜丽华到上海看望杨丽坤(中)。
1997年，杨丽坤脑溢血出院后，唐凤楼将办公用具搬回家中，在她病榻前工作。她最爱做的事就是坐在一旁深情地注视着丈夫，看他工作给了她生活中最大的满足。有时，她也会满怀遗憾地说：“唐凤楼，要是我没病，应该好好照顾你。”2000年7月21日早晨，她在盥洗室门口微笑地看着丈夫刷牙洗脸，还伸出手轻轻划过这个伴随他风风雨雨20余载的男人的脸颊。2000年7月21日18时30分，保姆喂她喝汤时发现她的神情异样。脸庞涨得通红，19时15分，未及救护人员赶到，“阿诗玛”去世了。享年58岁。图为上海九天陵园墓地中的杨丽坤墓。
2000年8月5日下午3：00，上海各界在龙华殡仪馆举行追悼会。送别无数影迷心中永远的“阿诗玛”。至此，这位命运多舛的演员，结束了她坎坷崎岖，大喜又大悲的一生，永远闭上了她疲倦的双眼。将无尽的遗憾和回忆留给了喜爱她，关切她的人们。图为昆明金宝山艺术园林墓地的杨丽坤墓。2001年4月5日清明节，杨丽坤的丈夫唐凤楼先生及二个双胞儿子大明、小明前往昆明金宝山艺术园林扫墓，把从上海九天陵园杨丽坤墓（另一半骨灰）取的土撒在墓地上，意寓上海昆明连在一起，万水千山总是情。这部电影还捧红了一位年仅17的姑娘，她就是主演白族美少女杨丽坤，《五朵金花》使她成为中国最出名的青年女星，但是她的结局却很悲惨。1970年罹患精神分裂症的杨丽坤长期住院治疗，这一年，她才28岁。
凤凰卫视2012年3月29日《腾飞中国》，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从1956年到1958年短短三年时间，讽刺喜剧电影经历了兴起、发展、湮灭的历程，在当时特殊的文艺形势之下，讽刺喜剧已经没有了发展的空间，其实，不仅是讽刺电影，电影界甚至已经没有人再敢尝试喜剧电影的创作。
1959年是建国第十年，“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这是中央制定的国庆规格，第一个大庆之年，电影界也纷纷摩拳擦掌，准备献上一份厚礼，当时担任总理的周恩来也十分关注这些为国庆赶出来的作品，对送上来的作品要亲自过目。不过，当他看了《钢铁世家》《万紫千红总是春》这些影片之后，却甚为不满，因为这些电影政治口号太多，缺乏轻松愉快的气氛，甚至缺少电影艺术应有的美感。
为此，周恩来找来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并下达了明确的指令，希望他组织拍摄一部以云南大理为背景，反映边疆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喜剧影片。很快，云南省委宣传部长根据夏衍的指示，找到当时被下放到西双版纳当农民的编剧赵季康，要求她在一周之内拿出剧本，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是在赵季康和王公浦夫妇两人的努力下，不到一周便写成了电影《十二朵金花》的提纲，经过删改，十二朵金花缩减为七朵金花，最终在夏衍那里，七朵金花再次删减，《五朵金花》的故事终于出炉了。
《五朵金花》讲的是白族青年阿鹏与副社长金花在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街相遇时一见钟情，次年阿鹏走遍苍山洱海寻访金花，经历了一次次的误会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
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这部电影采取了一条趋吉避凶的路线，趋吉就是只写生活中的积极面和光明之面让人觉得轻松愉快，避凶则是避开生活中的消极面和阴暗面，避免讽刺，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影片以明媚的阳光，优美的山水和悦耳的歌声，包装出了一个年青人寻找爱人的有趣故事。《五朵金花》公映之后，迅速红遍全国，“金花”成为模范的代名词和荣誉的象征。其中的插曲《蝴蝶泉边》也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五朵金花》不仅花开全国，而且香飘国外。
从1959年起，《五朵金花》先后在46个国家公映，创下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还捧红了一位年仅17的姑娘，她就是主演白族美少女杨丽坤，《五朵金花》使她成为中国最出名的青年女星，但是她的结局却很悲惨。1970年罹患精神分裂症的杨丽坤长期住院治疗，这一年，她才28岁。
延伸阅读：
美丽与悲怆----杨丽坤生平档案
1942年4月27日，杨丽坤出生于云南普洱县磨黑镇的一个彝族家庭，排行第九。家人和亲近的朋友都亲昵地称她：小九。
1952年，杨丽坤10岁时来到昆明的二姐和二姐夫身边生活、学习。
同年，杨丽坤进入新村小学学习。她酷爱书籍，几乎所有零用钱都用来买书。
1954年，杨丽坤12岁，和二姐去看演出，被省歌舞团的胡宗林发现，认为她是好苗子。杨丽坤进入省歌舞团当学员。
1956年，杨丽坤开始崭露头角，常担任大型舞蹈的领舞。
1958年，文化部在“全国创作工作会议”后，着手准备国庆十周年献礼片。夏衍同志建议组织一部“以大理为背景，反映边疆民族的，载歌载舞的，轻松愉悦的片子”。
1959年4月，作家季康和公浦赶写剧本的同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家乙开始紧锣密鼓地选场景，挑演员。当时的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袁勃给王家乙订了规定“要宣传云南、大理，所有演员必须要云南人。”
在省歌舞团，王家乙看完所有在场的姑娘，都不合意。他们往外走时，一个姑娘正站在排练厅的窗台上擦玻璃，就在他们经过时，有人和姑娘打了个招呼：“杨丽坤！”“哎！”姑娘应声抬头，一张纯真、质朴的微笑着的面孔映入王家乙眼中。“就是她，就是她。”王家乙叫了起来。
正是这偶然的一回头，改变了杨丽坤的一生。从此她被托上幸运的云端，也被推到悲剧的低谷。这一切的一切，皆由这一回头而起。
那一年，她16岁。
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庆祝新片展览月的招待会上为《五朵金花》拉开了序幕：“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作一种能反映伟大时代的新风格……一种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风格。”
这部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王家乙导演，杨丽坤、莫梓江主演，雷振邦作曲的影片，自1959年起先后输往46个国家公映，创下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纪录。
1960年，在埃及开罗举行的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五朵金花》获得巨大殊荣：导演王家乙获最佳导演银鹰奖，杨丽坤获最佳女主角银鹰奖。埃及总统纳塞尔点名请杨丽坤亲自前往埃及领奖。
1964年，杨丽坤主演了由上海电影制厂摄制，刘琼导演的电影《阿诗玛》。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
1982年，该片在西班牙北部城市桑坦德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节上获得最佳舞蹈片奖。
之后，这部影片也给杨丽坤带来了难以预料的灾难。
文革中，这部片子被康生宣布为“宣扬爱情至上”的“毒草”遭批判。杨丽坤被说成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黑苗子”，反对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黑线人物”。受到残酷的迫害。
她开始失眠，晚上一直做恶梦，患上了轻度神经官能症。帮派人物又给她带上了：攻击“红色政权”的帽子，被强行送到宜良羊街劳动。
羊街。她因不服“改造”，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和“伟大旗手”。被当时的专政机关正式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后被押回昆明。
省歌舞团。杨丽坤被关在舞台底下。那里阴暗潮湿，终日没有一丝光明。里面仅放着两条长凳，晚上当床睡。加上日夜不停的审讯，她的精神被彻底摧垮了。
经过家人不断努力，此事引进了周总理的关注，指示要好好给杨丽坤治病。她被送到云南省精神病院留院治疗。之后，又被送到湖南郴州治病。
1970年底，在广东凡口铝锌矿场工作的唐凤楼，结识了与杨家私交甚好的陈泽涛。当陈泽涛提出将杨丽坤介绍给他时，他觉得这简直是“海外奇谈”。
1971年，当唐凤楼第一次见到杨丽坤时，往昔人们描绘她的美好词句没有一个能同眼前的她对得上号。她的脸色灰黄，目光呆滞。然而，是她的诚挚和善良深深吸引住了唐凤楼。
1973年5月22日，经过一年多的书信往来，这对相识于患难时刻的年轻人终于缔结良缘。在上海徐家汇路345号的唐家，举行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婚礼。既没有摆酒，也没有请客，仅是家人围坐吃了顿晚饭。身着一套的卡衣裤，脚穿猪皮丁字皮鞋的杨丽坤，找到了那个托付终生的人。
婚后，唐凤楼对杨丽坤关怀倍至。但杨丽坤的病仍时常发作。“幻听”发作时，什么人也不认得，行动完全由“幻听”支配。
唐凤楼翻阅大量精神病方面的书籍，甚至自己假装“幻听”来与她交流，了解到许多杨丽坤的姐妹，甚至医生都难知道的“幻听”内容和杨丽坤的病态表现。很好地帮助她治疗。
1974年5月25日下午，杨丽坤在区中心医院妇产科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唐琰、唐韬。
1978年，《人民日报》刊登陈荒煤的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之后《解放日报》又登载了张曙，汪习麟的文章《阿诗玛就在我们身边》。杨丽坤再次受到关注。在杨丽坤的后半生，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着两个孩子不断成长，看着丈夫工作。
1997年，杨丽坤脑溢血出院后，唐凤楼将办公用具搬回家中，在她病榻前工作。她最爱做的事就是坐在一旁深情地注视着丈夫，看他工作给了她生活中最大的满足。有时，她也会满怀遗憾地说：“唐凤楼，要是我没病，应该好好照顾你。”
2000年7月21日早晨，她在盥洗室门口微笑地看着丈夫刷牙洗脸，还伸出手轻轻划过这个伴随他风风雨雨20余载的男人的脸颊。
2000年7月21日18时30分，保姆喂她喝汤时发现她的神情异样。脸庞涨得通红，19时15分，未及救护人员赶到，“阿诗玛”去世了。享年58岁。
2000年8月5日下午3：00，上海各界在龙华殡仪馆举行追悼会。送别无数影迷心中永远的“阿诗玛”。
至此，这位命运多舛的演员，结束了她坎坷崎岖，大喜又大悲的一生，永远闭上了她疲倦的双眼。将无尽的遗憾和回忆留给了喜爱她，关切她的人们。（昆明日报西部周刊童锦佳）
阿诗玛扮演者杨丽坤阿诗玛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这个美丽的传说在20世纪60年代初改编成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乐歌舞片《阿诗玛》后，作为追求坚贞爱情和自由幸福的象征，阿诗玛的故事得到广泛传播。
如今，阿诗玛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民族的代表，也不只是中国人才知道的人物。她的名字早已跨海越洋，为世界各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及海内外游客所熟悉，阿诗玛的扮演者----优秀彝族艺术家杨丽坤，也因此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不能被人遗忘的角色之一。
杨丽坤只是有代表性的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家之一。新中国建立以来，一大批少数民族艺术家呕心沥心，认真挖掘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为我国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诸多亮点。
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继承和发展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发展工作更加重视。多年来通过制定政策、健全组织、发展设施、培养人才、提供园地等措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蓬勃发展，不断走向繁荣。
目前，在全国有24所中高等艺术院校开设有专门培养少数民族艺术人才的专业班，在民族院校和民族自治地方的一些中高等院校也开设有有关少数民族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的专业。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办民族班以来，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大量的艺术人才。
现在，从各大艺术院校和少数民族艺术人才培养基地中已经走出了几代少数民族艺术家，除先前提到的杨丽坤外，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满族歌唱家胡松华、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朝鲜族舞蹈家崔美善、维吾尔族舞蹈家阿依吐拉、傣族舞蹈家刀美兰……老一辈少数民族艺术家在人们的心中记忆犹新，新一代的少数民族艺术家又迅速成长起来。在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二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每一个省市自治区代表团都有闻名全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演员，每一个民族都有拨动人心的艺术形式。
如果不限于此次会演，就是在日常的文艺舞台上，大批少数民族艺术家发挥自己能歌善舞的特点，或细腻或豪放地诠释着我国多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蒙古族歌手腾格尔歌唱着自己的家乡，白族舞者杨丽萍展示了西双版纳的优美婉约，苗族歌唱家宋祖英的代表作《爱我中华》耳熟能详：“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
据了解，中国文联等单位于近期发起了“朝霞工程”，这是一项扶助少年文艺人才的大型公益活动，这项活动在2000年内为西部地区培养了2000名7岁到15岁、有文艺天赋但家庭有困难的孩子。中国文联将“朝霞工程”扶助对象范围确定在以西部地区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新疆、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四川、陕西等11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01年，中国文联等单位将启动扶助十个革命老区有文艺天赋的儿童或贫困儿童上学的“朝霞工程”建设，可以预见，“朝霞工程”将为我国今后若干年内的少数民族艺术人才的培养再添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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