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检方指控，王立军“未经批准或者伪造批准手续，违法使用技术侦察措施，已构成滥用职权罪”。检方虽然并未披露更多细节，但“违法使用技术侦察措施”这一部分引人注目，此前也曾传出过王立军对一些政治人物进行非法监听的传闻。
“技术侦查措施”恰在2012年3月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刚刚被增编进入。将在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新刑诉法第148条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同样，该法对其实施作出了严格限制，如第一百五十条规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期限执行。”
作为公安机关长期以来的办案措施之一，“技术侦查”曾出现于公安部规定中。据1998年4月通过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公安机关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时，“应当告知其必须如实提供证据”，“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以及获取犯罪证据的技术侦查措施，应当保守秘密”，“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都必须受法律追究”。
检察机关办案规定中也曾提及“技术侦查”。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九条“卡死”硬性规定》，检方办案时“不得违反规定使用技术侦查手段”。
在即将于施行的新刑诉法和前述相关部门规定中，均作“技术侦查”。而新华社关于王立军案的通稿则作“技术侦察”----这与1993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第10条和1995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第16条一致。
至于王立军“违法使用技术侦察措施”的具体情节，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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