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一直都在困扰着中国。几千年来，中国都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或者制度来对官员队伍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反腐无疑是吏治各项举措中的核心；一直以来，中国贯彻的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反腐，政府希望通过办理大案要案，处罚高官巨贪，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中共在过去六十年中也主要沿袭了此种做法。
自上而下的吏治方式不可谓无效，毕竟中国的官僚体系在此基础之上运行了数千年。但时至今日，腐败不仅未被根除，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也日渐低下。针对于此，中共未来的领导人习近平极力宣扬“党建”，希望能够贯彻基层吏治，自下而上地改变中共官员的执政理念和工作效率。
中国吏治的惯例
推行自上而下的吏治，着眼于高层官员，着重抓大案要案，是中国一直以来的惯例。高层官员的腐败，绝大多数都不是个人行为。腐败案件一旦涉及到高层官员，便会牵扯出方方面面的人员，同时数额较大，社会影响力极大，不仅能够大快人心，同时也能对其他层次的官员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因此，依照惯例，一旦开始高层下决定施行吏治，高级官员所涉及的案件就是重中之重。
明太祖朱元璋是公认的反腐最为严厉的君主。在洪武年间，朱元璋通过三大案件，一共惩处了成千上万的官员。虽然空印案广泛涉及了各级官员，但郭桓案和欧阳伦案都无一例外地从高级官员开始，郭桓时任户部侍郎，主管国家财政，欧阳伦更是当时的驸马，其妻深受朱元璋喜爱。由此可见，朱元璋澄清吏治的决心极大，办法也是有效的。事实证明，洪武一朝，吏治焕然一新，涌现了很多的清官。清朝雍正皇帝虽然主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实行整体性的反腐，但是雍正皇帝依然会用酷刑的方式震慑官员。河南学政俞鸿图被雍正下令腰斩在当时的官场就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中共掌权之后，基本上也沿袭了这套自上而下的反腐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虽然贪污数额并不大，依然被中央以极大的决心判处枪决。可见，在建国之初，中共希望以刘、张二人的死刑警惕其他官员，试图将贪污腐败扼杀在摇篮里。
毛泽东在刘张案之后曾说，“只有处决他，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句话点出了施行自上而下的吏治方式的优势。首先，这是一种由点及面的处理方式，切入点很小，打击的范围在高层的控制之中，不易产生情况失控的局面。即使连牵连甚广的厦门远华案的处理也是在中央的控制范围之内。其次，以高官为反腐对象的大案能够起到很好的教育和震慑的作用。如胡长清案让广大官员和民众认识到，即使是省部级高官以依然被会绳之以法。
自下而上治吏
9月3日，伴随着两声巨响，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政府院内发生一起恶性爆炸事件，一人死亡，6人受伤，伤者均为镇政府工作人员。依照相关媒体的调查分析，此次事件的核心仍然是信访问题，该上访户因为需求未被满足而引发了对基层政府的强烈仇恨。此次事件并不是独立事件，在过去4年时间里，中国许多地方都发生了类似的，甚至更为严重的基层恶性事件。
事实证明，中国社会现在的弊端集中表现基层官民之间的矛盾，矛盾的背后是官民之间的利益纠葛，集中表现在拆迁、医疗、环境等问题。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基层官员能够通过拆迁和环境保护从企业中获得大量的收入，而民众的利益则往往被牺牲。高层官员的落马已经不足以对这些基层官员产生足够的震慑，因为利益的吸引力更大。中共也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采取措施加强对基层官员的监督。网络技术和电视技术也为中共实现普遍的监督创造了便利。
2012年，中国官媒头版刊发新闻《贾汪六百科级干部网上晒家底》，贾汪政府将该区600名科级干部的家底悉数在外网公示。虽然公布信息并不一定准确，90%以上的干部申报内容如出一辙,有住房1套；除工资外，无其他非正当收入，但这并不影响贾汪区突破官员财产公示多年瓶颈的价值意义，贾汪区政府此次践行财产公示制度堪称是破冰之举。
7月以来，湖北省兴起了一股“电视问政”的风潮。武汉市、黄石市、荆州市纷纷推出电视问政的节目，邀请了相关单位的负责人走进电视演播厅，以电视直播的形式集体接受市民代表和特约评论员的提问与评议。该节目迅速引发街头巷议和政府的重视。
事实也证明，湖北省此轮电视问政的效果是极其明显的，绝大多数在电视上曝光的问题得到了迅速的解决。湖北省方面已经开始考虑将电视问政常态化，并进一步扩大规模，尝试把问政对象从各区、各单位“一把手”向基层站所负责人延伸。
无论是财产公示制度，还是电视问政的流行，这些举措都得到借助网络和民众的力量对基层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近来中国大陆民众极为关注的陕西“微笑局长”正是反应了民众监督的力量。而这些都是得到了省级政府及以上政府的支持，都反应高层的一个共识，也就是为了调和干群关系，地方基层官员需要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督管理。对于中共而言，厉行基层吏治，建立一支相对廉洁有效的基层干部队伍，是其目前维持其统治的一个有效的办法，也是弥合中国社会矛盾的快捷途径，这就是中共近期自下而上施行吏治的整体性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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