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伯克莱大学哈斯讲座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1937-2006）的遗着《红星照耀上海城》日前由其遗孀梁禾博士译成中文，在明镜出版社出版。本刊节选其中第四章“动员”部分内容，小标题均为本刊编者所加。
从总体来看，共产党接管上海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壮举。而且，仅从速度这一个方面看，也是一次革命的胜利。正如奥多・科柴莫在40多年前评述的那样：
【新当权者们得以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周密的或革命性的变化----而非循序渐进的变化----这能力本身，便是对革命胜利的考验。】
解放后5年内，新政府控制了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难民问题并扫除了上海的不法现象，同时还加强了对该城市的控制。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如此高速地在 1949年取得成功，而1927年国民党为何在那儿的起步却如此糟糕？自然，二战后的上海已不再是一个被划分为各个外国管治区域的城市了，上海警察执行管辖的许多困难均来自于半殖民地特有的源于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治外法权，而共产党的干部进入的，是一个完全处于中国人统治下的城市。
关于征服者的卓越成就，起码还应归于其他六个方面的因素：
1.对于接管周密谨慎的准备，其中包括对上海社会每一个层面的渗透；
2.行政管理上的速度与充分程度；
3.吸收经过再教育并能积极听取公众批评的现有执法人员；
4.维持公共秩序并迅速摧毁国民党残存武装力量和他们的潜伏人员；
5.在居民委员会基础上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安全系统；
6.发动爱国群众运动，镇压反革命分子和间谍。
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转折点：1950年的轰炸袭击、朝鲜战争、三反五反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在大众意识里强化了国民党复辟和美帝国主义幽灵的意识，这些运动全都具有浓烈的国家主义性质----它是新秩序合法性的强大支柱。而这一点，恰恰是问题所在。
巩固对这个中国最国际化城市的政权，是建立在大众反美激情之上的。这股情绪在毛主席的心目中则近于对外国人的憎恨。事实上，毛泽东的排外主义包括了广义上的反西方化。
毛对那些穿着西装且似乎与中国农村格格不入的城市知识份子向来不信任。此刻，因为潘汉年这类当地党干部的功绩，共产党已经牢固地控制了上海市，毛可以任意地转而打击那些干部----正是他们在那里领导了地下革命运动；正是他们在团结工商资产阶级的同时，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从而成功地领导了开头几年的城市建设。
但到了1955年，执政的共产党已经不再那么需要那许多曾经在充满尔虞我诈的地下工作中冒了生命危险进行革命的干部了。随着毛自称的农民革命化身变得越来越被神化，城市知识份子出身的革命活动家们则成了他专制的受害者：他们先受到排挤，然后被指控，最后被遗忘----不过是在中国巨大的“古拉格”里多些亡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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