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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国民教育科”运动脸书团结力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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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反国民教育科”运动透过脸书等新媒体传播更加波澜壮阔,对此,台湾媒体认为,在香港,脸书已成为政治运动的影子和链条。

香港曾有人在脸书及网路上集结出“快闪族”--由一群互不相识的人透过网路相约在指定时间和地点集合,然后一起做出一些特定的动作,又在短时间内若无其事般急速消失。这样的集结在香港社会发酵蔓延中,特别是近日的“反国民教育科”运动。

9月3日,香港开学日,莘莘学子在迎接新学年的同时,四处都会看到“反洗脑”的标语、听到“反国民教育科”运动的声浪。这一运动正透过学子们每日离不开的脸书,让他们了解到运动进程的每一个细节,引发他们的思考、勾起他们的反应,也动员他们行动。

要求撤科 梁振英“软拖”应付

香港“学民思潮”是这次运动的先锋。他们发起占领政府总部行动扎营集会,学生成员更展开绝食行动,要求政府在开学日中午前撤销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据活动单位公布集会人数超过八千人。原来三名学生绝食行动,由其他反国民教育的组织成员接力,不排除以罢课进行抗争,迫使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回应诉求,最终宣布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

9月9日为香港立法会投票日,此一运动正让梁振英政府陷于两难困境。如果低头,接受学生的要求,等于新政府一上场就被下马威给屈服,未来任何反对运动都可如法炮制,梁振英施政必然更加举步维艰;不接受,则等于为反政府的民主派助选。这次立法会选举,民主派正苦于没有反政府、反建制派的议题,一旦绝食行动升级,等于为民主派拉票。而梁振英政府恐怕也只能继续在中间地带着墨,“软拖”应付。

“学民思潮”,是由一群八十后、九十后的大学生与高中生组织发起的。运动一开始,就不断在脸书发起万人连署诉求,组成“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联盟”。他们主张以社会行动介入政府施政,坚信“立于街头,走进人群”。该组织认为学生也是社会公民的一部分,学生不是“国家未来主人翁”,乃是现在社会公民,学生绝对有权力影响政府施政,香港社会确实也从这运动看到高中生的独立思考与组织能力,透过清楚的口条呼吁,让成人们再也不敢小觑这些未成年孩子的诉求,也引来许多子女尚幼的家长热烈支持。

在短短数个月内,学民思潮曾在七一香港回归日,号召三千人包围中联办抗议政治任务;并连续一周追击香港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动员九万名市民游行;八天内摆设八十多个街站收集超过十万签名;连续五天追击不愿撤回国民教育科的候选人;三天内完成二十三里长征到访各官立学校,鼓励学校停止推动洗脑科等。

抓住关键词洗脑在脸书引起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行动都是透过脸书做为主要的发放管道来组织。

该组织由2011年开始在脸书上运作,但在近半年内急速增长,至截稿前为止,已超过十万人“按赞”,超过十五万人讨论、留言、发放相关消息或转发消息在网络上。

近年除了“反国民教育”,香港还有不少备受社会争议的议题,如去年的“占领中环”,及两年前的“反高铁”,也都是以脸书方式激起大众所关注,参与游行或集会行动。

到底这些运动推手是如何利用脸书来传达资讯,激起万人关注?

已进入社群网路时代的当前,推特、脸书、微博,甚至手机社群网路WhatsApp及LINE等都已渗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大众从这些社群网络上得到世界各地的消息。大量讯息铺天盖地而来,学民思潮成功地引发香港市民关注到他们的行动;他们一开始就抓住国民教育涉及是否“洗脑”这个关键词,挑动莘莘学子、教师及家长们的敏感神经;其次,抓住该科是否成为必读学科,再扩展他们的思考;然后抓住九月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时机,让政党候选人不放过这容易触及香港人民政治神经的话题。在选举介入下,成为重要议题,正反两方的攻防,媒体炒作,迅速成为城中热点。诉诸恐惧和自卫不只是单纯示威

另外,学民思潮筹办不少的活动,如音乐会、研讨会、讨论会、论坛等,请来文化研究人士及知名社运人士出席讨论、令抗争活动不只单纯的示威集会,而是夹杂了文化、本土特色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利用不同口号激发民众的情绪反应(ressentiment),这情绪中不需要勾勒一个未来理想社会的图像,他们要吸引的,不单是民众的思想,而是诉诸他们的恐惧情绪和自卫本能。从中集结了大量有同感的支持者。

好的规划必须要有好的工具才能得而成功,脸书是传递资讯的最好工具。藉著脸书的上载活动最新情况,相关新闻报道、活动安排、图片、自制或支持者制作的宣传影片、音乐等,让更多的人了解活动路向。更有不少维权人士、文化界人士、教授、学者、甚至知名乐队,歌手、社运团体、维权组织等出面支持,并得到这些相关团体及人士的粉丝支持,扩大大众关注程度,资讯也从各方管道传递出去。

在香港,脸书已成为政治运动的影子和链条。每逢有社会所认为的不公义事件发生,脸书就成为了一个声讨平台,支持者可加入有关的声讨小组,以收团结之效。而香港近年来的网民大游行,都是由众网民在脸书上发起的。

相信这次由八十后、九十后学生主导的抗争,不会再像快闪族突然急速消失,这批年轻人会吸收累积每次抗议的经验,在下一轮的抗议中,采取更“同仇敌忾”、更成熟的社会运动手段向政府表达其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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