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钓等距外交的挑战

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的闹剧，激起两岸四地保钓人士愤慨，对此，台湾文化大学国际企业管理系副教授、民进党前立委郭正亮9月12日发表评论《保钓等距外交的挑战》，文章如下：

马英九登上彭佳屿，除了以前所未有的强烈措词（例如“窃占”、“不承认”）谴责日本占领钓鱼台（陆称钓鱼岛）之外，还首度提出“东海和平倡议推动纲领”，主张钓鱼台争议采取“三组双边、一组三边”的二阶段解决办法：第一阶段是“和平对话、互惠协商”，即台日、两岸、中日先分三组举行双边会谈，形成有关渔业、矿业、海洋研究、海洋环保、海上保护、非传统安全、东海行为准则等双边协议；然后是第二阶段“资源共享、合作开发”，迈向三边会谈，透过对话协商制度化，建立共同开发资源的机制，形成以东海为范围的和平合作网。

利用两岸新局 提出等距外交

马英九的等距外交构想，可说是突破台湾对外困境的大胆尝试，既可能大有所获，也可能大败收场，同时蕴藏了空前的机会与风险。在李登辉后期和陈水扁执政时期（1996-2008），中国崛起尚未成为国际现实，台湾一面倒向美日，美日安保还把台湾纳入日本“周边有事”的涵盖范围，保钓争议自然和中国大陆无关，只透过台日双边协商解决，但台湾身为小国，日本对台湾并不让步，台湾谈判成果始终非常有限。

到了马英九时期（2008至今），随着中国在全球金融海啸之后的迅速壮大，美中两国已经形成G2国际合作架构，美国已经不再明显亲台，美日安保对台湾的立场也转趋暧昧，加上两岸经贸协议的迅速进展，台湾对于迟迟难以解决的保钓问题，已经开始产生等距外交的运作空间。

顾名思义，等距外交就是台日中三方以平等地位参与谈判，台湾在中国大陆和日本之间采取相同距离。然而，马知道日本不可能接受“两岸共同对付日本”的三方会谈，中国大陆也不可能贸然接受“默认台湾主权地位”的三方会谈，因此马把三方会谈视为第二阶段，并非“推动纲领”的真正重点。关键在于，在迈向三方会谈之前，马提议先推动三组双边谈判，试图透过三组双边谈判互相激荡，使台湾能在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借力使力，开创出东海和平合作的更多成果。

坚定落实护渔 争取国际同情

不过，外交谈判讲究实力，光是和平倡议这类空谈，并不可能自动产生回响，甚至连日本和中国大陆也未必响应。例如大陆央视对马的保钓报道，就只提到两岸共同捍卫钓鱼岛主权，完全没提到三组双边或三方会谈；日本媒体即使如实报道，但当外务省新闻官在APEC被问到日本态度时，也避不回答。

换句话说，马登上彭佳屿的严正呼吁，充其量只是开启台日中等距外交的序幕而已，如果没有后续的保钓行动施展压力，恐怕很快就会无疾而终。

后续的保钓行动，勇闯钓鱼台等象征性抗议，意义已经不大，要能引发国际同情，最好回归台湾民意，以保护渔民的捕鱼权益为出发点。毕竟，自从1970年爆发保钓运动之后，台湾渔民在钓鱼台附近海域作业，就常受到日本海上保安厅船舰的干扰，导致渔获量大减。以2011年为例，钓鱼台海域的渔获量只有3,400吨，不到彭佳屿等北方3岛海域（77,000吨）的5％。日本不断扩大驱离台湾渔民的暂定执法线，目前已经同时包括八重山群岛以北和以南海域，造成宜兰渔民愈来愈严重的捕鱼困境。

日本海巡船的步步进逼，早已引起宜兰渔民的同声愤慨，也得到不分党派的宜兰政界力挺。例如民进党籍的宜兰县长林聪贤，原本决定在苏澳搭乘“护渔号”救援船赴钓鱼台抗议，并在海上宣示钓鱼台主权。他还表示“将带着‘中华民国’国旗和县旗，登岛挂上门牌”，后来因为民进党中央劝阻而作罢。国民党籍的宜兰县议长张建荣，也裁示由县议员陈金麟担任“宣示钓鱼台主权之行”总召，并邀约首当其冲的头城镇长陈秀暖和其它12名县议员，誓言将登岛挂上“钓鱼台路一号”门牌。此外也有不少宜兰在地社团发动声援，例如宜兰经济工商旅游发展协会，即表示将全力支持登岛抗议行动。

但宜兰政界的登岛抗议，对日本并不构成压力，毕竟日本海巡船的强势驱离或逮捕，已经发展到完全没把台湾放在眼里的蛮横程度。以2009年9月淡水籍海钓船福尔摩沙酋长号为例，该船被日本怀疑越界捕鱼，导致台日双方公务船对峙，结果竟连与非法捕鱼无关的4名台湾海巡员，也被强制逮捕带到石垣岛，最后日本尽管以放人、扣船落幕，但渔民仍须缴交罚款才能索回扣船，由此可看出日本强势执法的严厉程度。

正因为日本驱离台湾渔民的强势执法已经走到极端，人民要求政府强力护渔，已经有高度共识，因此后续保钓的最佳策略，就是在九月渔季期间，落实“天天护渔”的海巡行动。

9月5日马英九在国民党中常会时，即标举2008年6月15日的护渔行动，当时海巡署派出9艘护渔船，全程保护“全家福号”海钓船前往钓鱼台海域，距离钓鱼台只有0.4海浬，是有史以来台湾渔船最接近钓鱼台的时刻。当时日本眼见台湾大军压境，并未驱离“全家福号”海钓船。

由此可见，日本正是典型的吃软怕硬，台湾如果不力争，渔权谈判根本毫无筹码可言。事实上，类似以小搏大的渔权之争，也发生在欧洲北海渔场，冰岛尽管身为小国，仍然不怕在渔场上和海军大国英国展开对峙，台湾要学习冰岛敢于挑战强权进逼，坚持本国渔民权益，否则必将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

启动等距外交 台湾借力使力

诚然，即使马政府启动“天天护渔”，日本也未必愿意与台湾启动双边协商，但站在台湾渔民角度，只要政府落实“天天护渔”，台湾渔船只要未被驱离，政府维护人民权益的行动，已经得到初步成效。

不过，这次马政府标举“三组双边”的等距外交，却可能因为两岸连手保钓，使日本感受到空前压力，导致日本为了避免两岸连手，及早承诺与台湾启动渔权谈判。毕竟，如果日本不理台湾，马政府必将洽询大陆启动两岸保钓合作，一旦两岸有关保钓的合作项目更加成形，日本的钓鱼台处境将更加艰难。

马政府深知台湾人民对两岸主权谈判充满戒心，因此在两岸保钓合作的议题上，刻意避开钓鱼台主权归属问题，只有“渔业、矿业、海洋研究、海洋环保、海上保护、非传统安全、东海行为准则”等实质议题。就此而言，部分民进党人以为两岸保钓合作，必将导致两岸主权谈判，或将导致“两岸同属一中”的国际误解，恐怕已经过度解读。

以两岸渔业合作为例，与两岸主权谈判显然无关。台湾距离钓鱼台渔场只有170公里，大陆距离也只有330公里，反观琉球距离钓鱼台渔场远达410公里。

如果两岸谈成渔业合作，琉球渔民对钓鱼台渔场的参与空间，必将受到影响，日本政府必将更积极希望启动渔权协商。

另以两岸矿业合作为例，也与两岸主权谈判无关。台湾中油与大陆中海油的合作探勘，早在扁执政的2001年6月即已开始，当时决定在第三地成立公司，合作勘探台南盆地及潮汕凹陷区油气；2002年5月，双方更正式签署《台南盆地与潮汕凹陷部分海域探勘协议》。2004年3月，中油更进一步提出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并在上海、广州、重庆、沈阳与南京等地设立办事处。这些两岸探勘合作计划，都发生在民进党执政期间。

2008年6月，马政府上台后，中油与中海油达成共同勘探海上油气田的共识，并于同年12月，正式签署合作意向书，探勘地点除了原来的台南盆地和潮汕凹陷部分海域之外，又加上乌丘屿凹陷（南日岛盆地）协议区，以及非洲肯亚9号区块。可想而知，如果两岸同意扩大矿业合作，把钓鱼台附近海域也纳入合作探勘地点，必将引发日本的极大反弹，但面对代表中国政府的中海油公司，日本又投鼠忌器，必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局。为了避免两岸走到这一步，日本恐怕也只能及早与台湾启动渔权谈判，劝阻台湾偏向两岸合作。

台湾代位出手 大陆难以拒绝

综上所述，启动保钓等距外交，将使台湾在日本与中国大陆之间，首度得到借力使力的运作空间，日本为了避免两岸连手保钓，很可能不得不对台湾示好，使台湾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渔权谈判成果。

更重要的是，保钓等距外交还可能使两岸有所突破，不但在两岸渔业或合作探勘等经贸项目有所进展，甚至可能在攸关两岸海上安全、军事互信机制等等政治议题上，产生因势利导的两岸谈判需要，使两岸关系因而发展到新的政治互信阶段。

政治嗅觉敏锐的《联合报》，也体会到保钓等距外交可能打开的两岸议题连动空间：“马英九的政治主张，虽不会为钓鱼台问题找到终极解决方案，但为两岸进一步政治对话，打开了一个空间，也让两岸同时进入国际对话，又开创了一个空间”。《联合报》进一步说：“马英九这项主张，如果没有‘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的强力支撑，就可能会让北京顾虑台湾背后是假藉钓鱼台，推动‘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北京断然不可能允许台湾这样的操作”。

毕竟，即使北京正忙于十八大换届交接，不愿和日本对峙摊牌，但日本政府突然对钓鱼台诉诸国有化，星星之火已经迅速燎原，燃起抗日民族主义的熊熊火海。相对于大陆当局只限于口头谴责，马英九从太平岛火力射击，到彭佳屿强硬演出，已经成为大陆民众眼中的民族英雄。大陆民气可用，加上大陆军方也主张强硬出手，都使马政府得到促成两岸保钓合作的空前支持力量。

换句话说，如果马政府提出两岸保钓合作，不管是渔业合作、油气探勘、或是海上安全合作，大陆政府受制于抗日民族主义的压力，将很难拒绝台湾。

巧妙的是，原本两岸只要谈到安全合作，就很难不联想到“结束内战”、“签署和平协议”等攸关两岸主权的敏感议题，如今从两岸保钓协商，衍生出来的两岸海上安全议题，却因为必将连带影响到日本，使两岸保钓安全议题具有高度的国际合作性质。这种与两岸主权脱钩的保钓安全协商，将使两岸首度摆脱主权干扰、首度有机会就事论事，开拓出政治互信的新谈判空间。

当然，马政府如果要开展两岸保钓协商，务必要郑重布署，让日本和中国大陆信以为真。就此而言，既有的两岸协商机构海基会显然不符需要，应由行政院及早成立“东海和平协商小组”，经由复委托机制，征调国防部、海巡署、渔业署、中油公司等相关人员，成立因应“三组双边协商”的项目平台。唯有如此，台湾才能同时取信日本与中国大陆，使东海和平倡议有机会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