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而知秋。9月9日，香港立法会进行了政制改革后的第一次重要选举。在此“一叶”中，浓缩了近年，特别是今年以来香港社会和政坛上的风风雨雨，人心百态。这里不妨借用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佳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可以理解为香港民声、民怨；红，则是以特首为代表的建制派的威望。一肥一瘦，15年回归的良辰美景下正渐渐显露出严峻的现实。而这现实足以需要中央政府调整思路，重新了解香港。作为主导者的香港特首，更要认清香港的问题实质，挖掘香港转变的契机。
今年港人经历了多起风波，本是茶杯小事却引发社会动荡。今年香港政坛最为值得关注的事态是特首换人。曾荫权下台，新特首出炉，带领香港迈向2017的首次特首直选。但如此重要的香港首领，却儿戏般的一换又换，踌躇满志的唐英年忽然转成“临危受命”的梁振英。获中央“祝福”的梁振英，上台首日即拜访中央驻港联络办事处（下称“中联办”），毫不顾忌被人看作“中央特派员”，加上僭建的丑闻，再次引发“七一大游行”。随后其管治班子又频频出糗，连连换人。原本前朝曾荫权时期已稳步进行的“国民教育”议题，在梁振英手中竟成烫手山芋，引发家长、学生及老师的广泛反弹。梁振英的民望在短短不到两个月内如“过山车”般反转、起落，其管治危机隐然可预。
香港民众的“反国民教育课”抗议场面，几乎成为港版六四，政府总部门前一如当年的天安门广场。在原本不受市民待见的激进派兴起的“香港城邦”、“香港自治”思潮助燃下，反国民教育活动竟然在民间演化成“反赤化”、“反洗脑”的大宣示，甚至打出了怀念英国统治的旗号。香港回归15年，英治居然反魂，其哀不可不谓之大焉。
在中港两地关系上，经历了“双非孕妇”、北大教授孔庆东的骂战和还在发酵的“李旺阳事件”，香港民众对内地民众、官方的好感快速消退，中央数年来给香港的好处、建立起的形象正在快速丧失。随之而升的是港人对特区政府的不信任再创新高。这种不信任也第一次明显延伸到中央政府身上，正越来越严峻的考验着中央政府的政治魄力和治港思维。
香港立法会选举就是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的背景下进行。这次立法会新选出的70个议席中，建制派及独立候选人得到43席，泛民阵线得到27席。虽然席位不如预期，但泛民派所得票数却远超越亲北京的建制派。尤其在最值得关注的“超级议员选举”中，泛民阵线更是获得了5席中的3席，获得选票逾80万，比建制派多出8万。在地区直选中，虽然泛民拿到18席比上届少1席，但选票却有逾98万票，比建制派的76万多票足足多出22万！
2012香港立法会选举，表面看来民主党失去了两个议席，以民建联为首的建制派获得了更多的席位。这个选举结果可能存在很大误导，会让建制派麻痹自己，忽略掉它所潜藏的严重系统性危机。而这种危机已再次证明建制派民意基础的脆弱性，泛民阵线在选票数量上的胜利表明，假如这次就是香港特首直选，香港已经出现一个中央政府可能不喜欢的特首。
这对中央政府来说是个极大的尴尬。15年来，为保持香港的繁荣发展，中央政府尽了极大努力，在经济给了香港最大的支持。
难道这一切都付诸东流？难道港人真是忘恩负义？
非也！香港的问题不在普通港人，中央对香港问题一直存在的深层次误读，对香港事务的简单化思维，对香港民众心态的浅显认知和忽视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中联办正是代表着这一系列误读和简单化思维的“政治推手”，是香港不和谐氛围的“代罪羔羊”。
中联办的前身是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回归前，该社以中国政府驻香港最高代表机构的身份，团结香港各界爱国人士，与殖民地香港政府进行直接交涉。其存在在当时不仅正当，而且非常必要。但在香港回归后，根据基本法确立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原则，和邓小平明确表示的“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的指令，新华社香港分社已无存在必要。本来按照中央相关规定，中联办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在港中资机构和中央政府，协助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并未涉及任何管治香港内部事务的权力。但作为官僚主义体制的自然发展，中联办这个内设部门多达23个的正部级单位，已然成为香港另一个权力中心，而且可能是最大的权力中心。不久前的特首选举，从唐英年换到梁振英，中联办的作用已“路人皆知”。梁振英当选即拜见中联办，“投桃报李”之意也明诏天下。对中联办来说，15年来也一直乐享这样的政治尊崇，或明或暗的插手香港政治事务，并越来越肆无忌惮。
港人普遍认为这是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精神的公然挑战，是对邓小平遗训指示的公然违背，没有任何法理及现实依据。由于中联办在香港的存在，加之部分中央及中联办内绝大部分官员有关香港的思维依然停留在以往的“斗争年代”，摆脱不了对政治斗争的迷恋，香港很无奈地再次走进了 “两个管治中心”时代。
反民主派长期拥有较多的选票和香港15年来的政治不和谐有着这“两个管制中心”妥协碰撞的原因，是中联办被逼长期奉行斗争哲学的必然结果。香港2003年的50万人上街，中央以为香港失控，中联办介入香港事务力度骤升，而官僚只会照章办事在后来越搞越过分。
在此次立法会选举中，原本在去年已开始被大多数港人厌倦，并已显颓势的激进泛民势力，在极短的时间可以势头大涨，在如此重要的立法会选举中更重拾升势，这绝非港人喜左右摇摆所致。严格地讲，这离不开中央对香港的误读，特别是中联办在香港多年的不恰当作为所致。
须知许多港人的爱国之心久远，坚定，在殖民时期已可鉴志。但他们心中的国家与政治分得很清楚。香港市民一直生活在多元和宽松、可自由选择的环境中，对这种政治氛围的追求和坚守，已成为从政者操守的重要准则。英治时期如此，回归后依然如此。习惯于政治严控和以政治站队来认定黑白、好坏的中共官员一旦介入香港政治，就自觉不自觉地将香港社会的民主派当作异己分子、“港英残余”敌对势力来打压。希冀通过拿手的“斗争哲学”增强自己对于香港的控制。尤其是中联办，为了寻找一个政治对手存在以显示自身存在的所谓正当意义，直接把自己等同于建制派，把民主势力当成敌人，极其愚蠢的将一个应该作为团结统战对象的社会群体推到敌人的位置，总是以为可以将对方打倒“摆平”。
要知道民主派不应是中共的反对党，中联办更不应该跳到香港政治里对号入座。
想一想对台湾，有世仇的国民党、主张独立的民进党，中共不是都要同他们“和平相处”吗，又为什么对爱国又并非要求独立的香港民主派“置于死地而后快”？中联办 “指点江山”的后果就是适得其反，反而使民主派、特别是激进的民主派再次回到港人心中，也再次显示出中央的治港思路同香港现实的反差，特别是中联办的强力存在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
这样的反差，对中央来讲，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隐忧：如果香港民众的不满情绪得不到很好释放，香港此次立法会选举呈现出来的态势将有很大可能被延续。其结果就是2017年首次特首普选将会出现对中央非常尴尬的局面：新特首可能从泛民主派人士中产生。而目前有12位泛民议员被拒发回乡证，几乎包含了所有重量级泛民成员，他们都可能成为首位普选特首。就像这次舍生忘死登陆钓鱼岛的保钓英雄中就有一位的回乡证被没收，如果到时港人选出的特首无法进入内地，这对中央政府会是多大的尴尬！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时候对香港社会重新认识和和正确评估了，是时候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15年来的实践重新认识和评估了，是时候对中联办在香港存在的必要性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估了。特别在面临不可避免的2017年特首和之后极可能出现的立法会直选，中央必须清晰了解香港的政治取向和社会共识，不然很可能将直接面对反对派特首产生所带来的极大挑战。中央政府应该认识到，香港的重要性除了展示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对台湾的示范外，对内地城市在产业经济结构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也都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如果香港能在非政治因素下成功转型，保持繁荣和稳定， “香港模式”对中央政府就有了更多一层的重要意义。
香港是一颗能不断挖掘价值的金蛋，还是一个政治上的麻烦、经济上的负担，即维系于中央对香港的正确评估与认识，维系于中央有没有检视中联办继续存在的意义或呵斥其保持自重并回归本位的魄力，也维系于香港特区政府、特别是特首对自己角色的定位。特首不应该对中联办感恩戴德，特首的权力也并非中联办授予，港区政府应该学会像邓小平那样解放思想，打造和建立自己的“科学发展观”，把港人自身的优势发扬出来，聚拢民意，让生斯养斯的这片沃土发展繁荣。否则，稍有不慎如同中联办一样沦落成为香港问题的 “代罪羔羊”亦非耸人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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