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老话：正人易，正己难。这一点，毛泽东虽为一代风流人物，却到底是人不是神，也未能免俗。
他曾不无遗憾地对秘书师哲说，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主者，但他有时候耳根子软，误听谗言，上了人家的当。毛泽东能一眼看出斯大林的致命弱点，不可谓不英明，却不料自己也正有这一“贵恙”而毫无知觉。
曾有多人指出毛泽东有这一毛病。他湖南一师时代的历史老师，自己常以“先生”、“师长”和“良师益友”称之的黎锦熙就回忆说：“毛主席年轻时过于敏感，耳根子又软，听风即雨。”
毛泽东当然不只在“年轻时”耳根子“软”，晚年似乎表现更甚，并使自己曾十分信任的贺龙、罗瑞卿、粟裕等麾下大将蒙受不白之冤，或死（贺龙）或残（罗瑞卿）或弃之不用（粟裕）。
这几个人物的倒台与彭真、刘少奇等人不同，毛泽东虽是一言九鼎的最高统帅，却是“听信谗言”之后的被动参与，而非主动“重拳出击”。
因此，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代表时说：他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他还作了较为深刻的自我批评，说：“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这一番话，说得很是恳切，的确是接受教训后的肺腑之言。
这一教训，对毛泽东而言，其实已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前后，他同样听信有人的一面之词，即《粟裕传》所说的有人“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将一次批判刘伯承、萧克等人军队教条主义的会议，捎带批判上了与教条主义无关，自己过去又十分倚重的爱将粟裕。
不过，毛泽东虽然作为某种政治交换条件，抛弃了粟裕，如同后来以同样的缘故抛弃了贺龙、罗瑞卿一样，但他依然还有一定的底线，因此，他一直在关注被批判中的粟裕。
当粟裕为“莫须有”的罪名检讨8次不能通过，痛不欲生时，毛泽东说了一番公道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
他的话一传到批判会场，批判者们立即开始“手下留情”起来，粟裕的窘境也当即得到改观。
因为耳根子软，毛泽东继续受到有人施加的影响，撤消了粟裕总参谋长一职，将其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闲职，并限制其接触军队。
错批了粟裕，毛泽东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后才醒悟过来。
1959年9月15日夜，他出席了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时，许多高级将领纷纷揭发、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的“右倾错误”和一系列的“反党罪行”，并揭发、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联手搞所谓的“军事小集团”，曾多方面排挤和打击原总参谋长粟裕。
据邸延生《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一书记载：
有人揭发：以前粟裕总参谋长凡在上报的文件上面写有“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的字样时，彭德怀经常扣压文件，还当着粟裕的面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而拒不向中央转呈；还有人揭发彭德怀和黄克诚曾在1958年5月26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恶意攻击、诬陷原总参谋长粟裕，给粟裕扣帽子“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
在众人的批判发言中，毛泽东明确表态说：“去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彭德怀提出来要搞的；批判粟裕，彭德怀不能说没有责任。”并用手指一指在座的罗瑞卿，“你去对粟裕讲，告诉他，就说是我讲的，下一次中央军委开会请他参加！”
罗瑞卿在自己的座位上欠了一下身子，点头表示：“是！”
随后，一直对粟裕颇为同情的罗瑞卿，当然及时通知了粟裕，粟裕灰色的心境也渐渐明亮起来。
几个月后的1960年1月，粟裕果然应邀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当面对粟裕解释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搞的。”
他虽如此开诚布公“检讨”，但可惜不曾吸取教训，耳根子又“软”了一回，于是有了后来“错整”贺龙、罗瑞卿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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