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胡温政府把80%的精力用来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而只有大约20%的精力来推进民主自由与法治。重民生轻民主、重经济轻政治可以说是过去十年的真实写照。其结果造成政治改革进程与经济发展很不成比例。甚至，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或造成原有矛盾加重。
9月14日，正当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持续发酵，双方剑拔弩张之际，中国总理温家宝却静静地来到清华大学应邀演讲。不过，他的演讲却似乎和岛争没有什么关系。借由“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温总理展现了其内心的坚忍与胸襟坦荡；借与师生聊天，表达了本届政府对民主法治、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美好政改价值的追求以及时不我予，政改任务没有完成的无奈！
温总理不无遗憾地说：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又出现一些如收入差距扩大、司法不公、贪污腐败和环境污染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新问题”；并表示：“我们不但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且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的自由平等。”
久违了！过去的十年，除了少有的几次例外，政治体制改革似乎被选择性地遗忘了，民主和自由两词更是几乎公开地销声匿迹！
事实上，过去十年，胡温政府把80%的精力和心思放在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上。而如今，再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准确地说从最近就要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开始，胡温政府即将挥别政坛，陆续交班交权了。
回顾过去的十年，中国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外贸进出口全球第一、持有美国国债数量全球第一、钢铁产量全球第一、粮食产量全球第一等等无数个第一。不少央企借上市和垄断之机已经闯进世界500强。城镇化进程加快，房地产业获得长足发展，工业企业效益普遍提高。民生的目标由温饱提升到小康。国家实现了经济发展目标，地方政府实现了经济发展目标，企业实现了经济发展目标，不少市民和村民也实现了他们的经济发展即民生目标。
在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推进国内民主与法制、人民民主与自由、社会公平与正义方面，十年来政府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更加宽容对待宗教信仰自由；公民言论更加自由；私有财产得到一定法律保护；推进村民自治、城镇社区居民自治以及试点市县乡部分官员直选等基层民主。公民民主、自由、人权状况无疑也在悄然改善。
与经济上的迅猛发展和巨大成就相比，这些民主自由的悄然改善显然不成比例。可以说，过去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几乎停滞不前，法治环境甚至出现了倒退(法学家语），自由民主更成了稀缺资源和避讳而从官方文件中悄然消失。
显然，过去的十年是重民生轻民主，重经济轻政改的十年。
在民生和民主两项议题不能同时推进和达到的情况下，民生被放在了优先的位置。这可以理解，因为很难想象十几亿人民饭吃不饱衣穿不上的情况下，老百姓和政府去争取什么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是我们的古训。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民众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增强，政府应当有效地响应和满足这种政治诉求。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也更加突出，考验着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的执政能力。这些突出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主要有：
贫富分化加剧
十年来，社会贫富分化加剧。
经济发展了，企业效益好了，一些企业负责人借企业改制上市、垄断经营、行贿受贿等聚敛了大笔财富。官商勾结，不少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也成为首先富裕起来的阶层。而大部分人，生活虽有改善，依然并不富裕。贫困人口还占很大比例。
不在于商人和官员该不该富裕，关键是怎么富裕起来的？正当的劳动或投资所得，自然无可厚非；灰色甚至黑色收入，怎能不招致诟病。
财富主人的过度张扬、奢侈以及素质低下、寻衅滋事、违法乱纪、侵害民权等更加深了公众的不满甚至愤怒。部分财富阶层和官僚特权阶层趁机攫取的巨额财富很可能会成为他们的累赘，不少人因此锒铛入狱甚至误了卿卿性命。
问题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选择。该党自称是无产阶级也即穷人的代表，在贫富分化的情况下，它将继续代表下层大众还是改弦更张，转而代表富人精英阶层？这不能不说是让执政党头疼的事。它需要做出选择，未来更会是这样。一个政党不可能也很难代表所有人民和阶层。
贪污腐败的两个特点
官员和国企高管的贪腐是当下以及未来中国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贪腐就像榴梿，闻起来臭，可吃起来香。
中纪委和司法机关显然加强了对贪腐的打击力度。但官员们的贪欲并没有得到遏阻甚至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中国国内贪腐呈现两个突出的特点：集体贪腐以及前仆后继。
贪腐无疑是国家政权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切除会带来疼痛，但不切除则会损坏整个肌体的健康甚至生命。
没有经历诉讼的人恐怕对司法不公没有切身体验。司法不公部分是因为法制不健全，但主要是因为政府官员本身以及职业法律人（律师、法官、检察官）缺乏法律信仰甚至知法犯法、危法害法。司法不公和贪腐一样，影响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以及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信心。
据研究，每个职业有10%的人把本职业当做信仰，有10%的人会损害这个职业的存在和发展，而80%的人则不过是把职业当做谋生的一种手段。但是这个定律不应该适用于法律职业。如果大部分法律人把法律职业只是当做一种谋生的手段……其结果不可想象！
法律人包括政府官员应该是也必须是把法律当做信仰的人！
中国几乎每个朝代都存在买官卖官的问题。中共打得天下后，出于纪律与信仰曾经最大限度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可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官员约束和制裁机制的弱化，这一官场毒瘤再次滋生蔓延。不少地方的官职是有价并且可以买卖的，圈内人或有关当事人都很清楚官位的价格。前不久倒台的山东省副省长，据说就曾明码标价买官卖官，其他地方自然很难成为真空。
官职到了可以买卖的地步，官员堕落为可鄙的赚钱谋生。买官卖官加重了腐败和对企业和老百姓的盘剥。
未来十年更加关键
综上所述，过去十年，胡温政府把80%的精力用来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而只有大约20%的精力来推进民主自由与法治。重民生轻民主、重经济轻政治可以说是过去十年的真实写照。其结果造成政治改革进程与经济发展很不成比例。甚至，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或造成原有矛盾加重。
民生优先于民主，经济优先于政治，这可以理解，也可以说政府更加务实。但问题是，经济发展了，公民权利意识增强了、民主诉求增多了，新的社会矛盾出现了，政府必须直面这一事实。贫富分化、贪污腐败、司法不公、买官卖官问题关乎民心民意，民意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似不应忘记！
事实上，胡温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试图解决，但历史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可以预见，新一届政府未来十年仍将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上，但随着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多发和显现，下届政府需要更加平衡地推进民主与法治，更加追求公平和正义。可以预见，更多的社会矛盾需要也必将通过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加以解决。下届政府主要领导人的法律教育背景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点。
未来十年，更加关键，我们拭目以待！国家体育总局前局长伍绍祖于18日逝世，享年73岁。作为新中国最后一位体委主任和第一任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任职的11年，是中国体育开始密切接触世界的11年，也是为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奠定基础的11年。凤凰网历史特选用《中国报道》2009年第8期采访伍绍祖文章，以供读者了解伍绍祖其人其事。
伍绍祖今年刚好70岁。1939年出生于西安的伍老，十月大就随母亲到延安，儿时第一首能唱完整的歌曲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在延安读小学时，伍绍祖就秘密成为儿童团团员，和同伴们想着有一天上战场打敌人。他至今清楚记得解放战争时期，跟随学校老师同学两千里长途辗转路上的很多故事。1957年开始，从本科到研究生，在清华大学学了8年，在积累了丰富的学习和社会经验之后，伍绍祖于1965年1月在全国学联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学联主席，5月被调到团中央机关（全国学联机关）工作。1965年年底，被补选为广东省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后，伍绍祖几易工作领域，在黄湖干校与胡耀邦同志相处两年多，“文革”后期担任王震同志秘书，后又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工作近14年，并接触到他人生中第三个社会老师----张爱萍同志。1988年，完全不熟悉体育领域的伍绍祖被调到当时的国家体委当一把手，一干就是11年多。2000年5月，伍绍祖回到自己十分熟悉并怀有深刻感情的中央直属机关，在中直工委担任副书记，又于2004年5月离开，全心做政协工作，直到2008年3月，结束任期，卸下所有官方职务。
可以说，伍绍祖赶上了中国在20世纪中、后期直到现在仍在进行的大变革，一生按党的指示走。采访过程中得知，伍老刚刚完成《在党的怀抱中成长》一文。本文节选其中片段，以记述伍老几与党基本成熟后奋斗历程同步的成长历程，以及一名共产党员70年中遇到的经验与教训。
英雄出少年
1939年4月8日，我出生在西安，父亲伍云甫和母亲熊天荆当时都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那时，西安经常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有一次母亲出门办事，就把我放在大床上。一听到轰炸的声音，她马上跑回来，发现我已经被摔到地上，还碰翻了一盆水，但我依然在熟睡。
后来，中央领导同志考虑我们母子的安全，于1940年2月让我们撤回延安。母亲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合作局局长。1940年下半年，父亲也调回延安，担任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兼边区银行副行长。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后，父亲被调回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1942年上半年，父亲再次回到延安，在中央军委工作。同年，受毛主席指派，父亲随林彪去与蒋介石谈判，后来又跟着林伯渠、王若飞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1943年，母亲之前在国民党监狱里感染上的肺结核病复发，住进了延安的中央医院。没有人管我，朱老总就收我做“干儿子”。后来，我跟父亲在中央党校住了一段时间。1944年，母亲奇迹般地康复了，我就又回到边区政府住。9月，我被母亲送到离驻地不远的延安第一完全小学上学。1946年元旦时，驻在延安的中央和边区的各机关的同志互相拜年，那时毛主席住在王家坪，我跟着母亲也到了王家坪，正好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也在，大家就合了一张影。2005年，我偶然见到了这张照片，上面一共有33个人，我就站在毛主席的身旁。这成了我们家十分珍贵的一张照片。
抗战胜利后不久，毛主席去重庆返回延安后，就说要加强备战，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为了备战，母亲把我送到离延安80多里的延安第一保育院小学（简称“延安保小”）。1946年底，我被秘密地吸收为儿童团员。也就在这个时候，驻在延安城附近的抗小（抗日干部子弟小学）与保小合并。那时我年龄虽小，但对敌人仇恨是深刻的，想着有机会能上战场与敌人拼命。
1947年，国民党派胡宗南的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3月16日，我随延安保小的第一批学生离开白家坪行军40里到雷咀河村，整整走了一天，到傍晚才看到山底下的目的地。休整了几天后，队伍往旧安定城走，路上遭到敌机轰炸，但没受损失。我是第一个跑进城的。晚上我们住在被轰炸过的房子里，半夜又被叫起来，说敌人要占领旧安定城，要求立刻集合起来返回雷咀河。
行军一开始很艰苦。有一次我们走到一个没有人的村子，从一个空窑洞里找到一包辣椒粉，打了一桶凉水冲着喝了。后来村里的老百姓知道是八路的娃来了，就从地底下挖出白面，给我们做面条吃。
1947年6月，我们到了山西，在晋察冀解放区的离石县王家坡村休整了大约一个月。以后我们穿越汾河，过同蒲路封锁线，翻越太岳山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武安县阳邑镇。在那里呆了差不多一年。整整2000里的行军，对于不到8岁的我来说还是很大的挑战，而且我还被评为行军模范。1947年秋天，我在学校见到了两年没有见面的父亲，还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报平安。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我随中央机关坐着杨尚昆同志的中型吉普进了北京，随父亲住在香山的镇芳楼第二层，后又搬到中南海。
从延安开始，经过2000里的行军（我们自己叫“短征”）到河北，最后到北京，我们见证了党如何成功夺取全国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虽然我那时还是一个不怎么懂事的孩子，但也经历了这个大变化，真是受益匪浅。
“朝为田舍郞，暮登大会堂”
到北京以后，我在北京市101中学（原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经过6年中学学习，1957年秋以不错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4年本科毕业，又考上张礼教授名下的“高能核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前后在清华大学呆了近8年。
大学本科毕业前，有一次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海波同志突然找我谈话，说如果组织上需要，把我调到全国学联做社会工作，问我愿意不愿意。我表示坚决服从。1965年1月，在全国学联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我被推举为全国学联主席，并在同时举行的全国青联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第4届青联常委。当选后，我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欢迎巴勒斯坦领导人舒凯里的宴会，舒凯里与我握手时，他惊讶地说：“你这么年轻！”
1965年底，我又被补选为广东省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说，这是我在全国学联主席的岗位上经受的第一次考验。当时真是“朝为田舍郞，暮登大会堂”。能不能有自知之明，保持一个普通一兵的本色，对我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当时我比较自觉，从不要求特殊待遇，也从不抽人民大会堂里的高级香烟。1965年5月，我在清华大学办了保留研究生学籍的手续，正式调到团中央机关工作，被分在国际联络部组织科。
此后，我两次到访欧洲，一次是1965年11月以全国学联主席的身份率中国学生代表团去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国际学联执委会，另一次是1966年6月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到匈牙利参加世界青联的代表大会。6月24日回国，我一下飞机就被人直接拉到团中央机关礼堂，当时正在对团中央书记处进行批判。会后，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照华同志找我谈话，说我的女朋友曾晓前（现在的夫人）的爸爸被定为杨尚昆的死党，要我与之划清界限。1966年8月，我送两位到访中国的美国青年走后回到团中央机关，看到团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胡耀邦、胡克实、王伟等被“示众”，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就向机关造反的负责人提出意见，他们也觉得不妥，到9月初就停止了这些活动。
当时，我对“文革”确实很不理解，但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我又要想办法努力跟上，这成了我经历的第二次考验。
人生三导师
胡耀邦、王震和张爱萍是我人生中的三位导师。
1969年4月份，团中央机关“一锅端”下到了河南省信阳地区潢川县的黄湖农场。5月，胡耀邦同志来到干校。我们都被分到一连的行政处人员的班里。在与耀邦同志相处的两年多里，他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不迷信权威，善于运用辩证法分析问题，刻苦思考、刻苦学习等很多优良品行对我影响至深。他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社会老师，也是思想老师，是他真正使我走上了永远跟着党干革命的道路。这是我在团中央机关七年的时间里最大的收获。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同志抓住时机解放和使用一批老同志，王震同志是其中之一，当时被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王老要找一个年轻的新秘书，把目光投向了团中央机关。团中央机关的人提出了可以选择的十几个人，其中也有我，但说可惜是一个“反革命”。王老当场就说：“我就要这个‘反革命’！”1972年4月中旬，我去王老那里报到了。虽然在这个岗位的时间不长，只有三年零两个月半，但受到的锻炼却不少。王震同志是我的第二位社会老师，也是政治老师。
有一次，我陪王老去看望聂帅。当聂帅了解到我曾是清华大学理论核物理的研究生时，他对王老讲：“你怎么找了个研究生当秘书？秘书不需要这么高的学历，你应当让他归队。”王老对此很重视。1975年，张爱萍同志回到国防科委工作，王老把我推荐给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说让我去了以后不要当大官，要从最低的职务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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