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会议以后的远东政治局势，明显开始趋于缓和。英日同盟和美日《兰辛―石井协定》废除了，美日之间围绕太平洋地区岛屿的争端解决了，各国海军军备受到了相当的限制，在中国问题上“门户开放”主义得到了重申，进一步攫取特权、扩张势力范围和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作为远东主要祸源的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之后迅速减少海军预算一亿日元以上，并准备裁减4―6个陆军师团。同时，它也于1922年10月全部撤退了其在西伯利亚的干涉军，于当年12月将胶州（青岛）交还给了中国。而欧洲各主要国家，包括日本，也先后开始承认苏联，与之谈判建交和发展贸易。这种趋势表明，战后以及华盛顿会议之后，远东国家关系正在发生着某些重要的变化，中国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发展机会。
华盛顿会议未能通过中国代表提出的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事实说明，帝国主义各大国不会轻易放弃它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但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改变的机会与可能。对于公约中所写明的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及行政权完整，和不再谋求特权与新的势力范围等内容，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看成是一种维护“门户开放”主义的冠冕堂皇的漂亮措辞，而意识不到它对此后中国革命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无疑是不全面的。事实上，列强各国强调这一立场并主张在中国维持一个有力和巩固之政府的愿望，与战前日本等国力图利用中国政治分裂和混乱来左右中国政府，以便扩张其权利的做法，是有明显区别的。它不仅说明，主张使中国保持统一和稳定的倾向开始在列强中占了上风，而且预示着，当一个统一、有力和巩固之政府出现后，中国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将可能会逐步发生某些实质性的改变。在这方面，暹罗（泰国）为许多进步的中国人树立了表率。
暹罗在19世纪末作为半殖民国家开始通过内政改革谋求独立，这种努力于大战之后因德、奥、匈战败和美国主动放弃领事裁判权及关税限制而得到了部分的成功。在此之后，它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谈判，亦终于使英、法、荷、意、日等列强效法美国，承认了它的独立自主。经此种方式而成功，使不少中国人颇生感触，孙中山即以暹罗为例，多次鼓励党人称：“外交纯恃内政，内政要是好，外交简直不成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为更多的激进的中国革命者树立了榜样的，还有半殖民地的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从1919年到1923年，它们先后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了国家的独立。
华盛顿会议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倾向，和“一战”后东方落后国家出现的一系列走向独立自主，摆脱列强控制和奴役的情况，突出地反映了一种新的历史趋向。它说明，战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正在发生某些重要的变化。不是列强各国政府不愿意继续保持对落后国家的控制和榨取，而是争夺和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所带来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害，越来越超出了它们所获得的利益。至少，只有少数殖民地的美国同殖民大国英、法在经济消长方面的巨大差异已表现出，殖民地多少并不能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利润的主要因素。相反，过多地占有殖民地反而会背上许多沉重的包袱。
事实上，资本主义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固然会造成垄断的趋势，会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去建立自己的殖民体系，但这毕竟只能是一个短时期的现象。当世界开始被瓜分之际，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竞争，就会产生抑制这种发展势头的种种机制。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毕竟是以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为原则的，没有自由竞争，就没有资本主义；而没有等价交换，也就不存在自由竞争的可能。
以政治强力来建立和维系的殖民体系，造成区域性的经济封锁和垄断，不仅破坏了世界性的市场开放和统一，而且使各国经济竞争的条件、环境严重地不平等，这自然违反了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威胁到了资本主义体系生存发展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当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还热衷于建立自己的殖民体系之际，美国就率先提出了“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要求。尽管这一要求最初还仅适用于中国，但它已经鲜明地反映出，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抑制其恶性膨胀的某些因素。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要求，恰恰是维护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原则的一种需要。大战后半殖民地国家陆续出现获得独立自主者，一方面同这些国家中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有关，另一方面也正是列强各国被迫开始适应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需要而改变策略的反映。它既不是某一落后国家民族力量同压迫它的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相比已占优势的结果，也不是帝国主义政府开始变得格外仁慈的表现，它纯粹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所造成的一种不依帝国主义者意志为转移的新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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