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湖北十堰一居民在拨打120之后，却遭遇镇卫生院值班人员与医院之间“踢皮球”，近一个半小时后救护车才抵达而病人已经死亡。对此，卫生局则称是病人“自身造化”。在尚没有一部法律能够明确急救中心权利义务的中国，120给予病患的希望，难免成为“自身造化”。
系统混乱，急救电话不仅只有120
在社会急救医疗市场化的今天，拥有一个更多人知晓的急救电话，医院就等于拥有了一个固定的病人客户源。
国家严禁医疗机构设置除“120”外急救专线，但仍屡禁不止，部分城市急救服务被少数医院垄断
早在2004年5月，卫生部与国家信息产业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院前急救网络建设及“120”特服号码管理的通知》（卫医发[2004]56号），严禁为医疗机构设置除“120”以外的其他院前急救特殊服务电话号码。然而，直到2008年，“5929999”“5285555”“96996”等贵阳各大医院急诊科室的电话号码，依旧被贵阳老百姓称为“生命热线”。据媒体报道，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市急救中心”及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省急救中心”占据了市场80%份额，而其他医院不甘心坐视收益可观的急救服务资源被少数医院所垄断，竞相设立十几个急救号码。
除此之外，急救中心与医院急诊科室之间的关系，也由于缺乏统一规范而混乱不清。此前各地医院各自2005年国家卫生部起草了《急救中心管理办法》，但至今未出台。中国各大城市的急救管理至今均实行自主制定的保准，包括由急救指挥中心负责调度的广州模式，作为医院一个科室、与其他医院急诊科并行存在的重庆模式，医院自主设立院前急救部的北京模式，以及多医院共同协作的上海模式等等。
红十字会所属的999和卫生局所属的120在北京同时存在，相争十年才得以建立合作平台
2001年9月9日，“999”急救机构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主管下的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与“120”并行存在。并同样开展院前救治服务。由于“999”是中国红十字会通过信息产业部申请下来的专用急救号码，即便是在国家卫生部下发“120特殊号码管理”的文件后，999依旧持续运营。并逐渐占到北京市场3-4成。
对此，2004年，时任北京120急救中心党委书记汤旗曾回忆称，1999年120急救过程中经常出现急救担架没人抬的现象，只得专门雇民工来抬担架，每次收取40元的基本费用。然而“999”运行伊始就免费抬担架的服务，很快终结了“120”的“担架”创收。直至2011年北京120、999院前医疗急救联合指挥调度平台启动，才得以避免了同一报警电话双方重复派车浪费资的现象。打不通电话等不来车，资源欠缺滋生“黑救护”
根据浙江温州120急救中心数据，温州市区共有28辆120急救车，而据他们统计，“山寨”急救车已有近40辆，为当地医院所有。
2003年国务院规定中国急救时间标准为15分钟，如今即便是北京中心城区都尚未达到此标准
2011年1月9日凌晨，郑州市一老人突感身体不适，但家人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内拨打了十余次120电话，均无人接听，最终老人因为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身亡，当事方120救援中心却出具证明声称设备正常无过错。与德国医务人员5-20分钟可抵达现场，20-45分钟将伤员送到医院，以及英国国家同意标准要求的“3分钟内出车，7分钟内到达出事地点”相比，中国的救援时间不仅与国际发达地区平均的8至12分钟相差甚远，甚至往往无法达到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助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中规定中“15分钟内到达患者驻地”的国家标准。
2011年，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曾表示称，到2012年底，北京市急救系统力争实现在10秒内接听电话，2分钟内出车；救护车到达现场时间，中心城区不超过15分钟，郊区不超过20分钟，边远山区不超过30分钟。这与国家标准依旧存在一定的距离。
北京市若十人需要救护车，至少有两人无法满足；武汉市救护车数量离卫生部标准缺少近一半
截至2012年4月30日，北京急救中心下属有421辆救护车，红十字会下属有203辆“999”救护车。2008年前后，北京市120急救电话的满足率一度达99%，即有100人打来叫车电话，99人都能满足，但如今这一数字已降到80%多。同样，武汉城区常住人口约500万人，根据按卫生部“每5万人配备一辆救护车”的要求，应配备100辆救护车，而实际只有50余辆。巨大的市场只能通过“黑救护”填补。
而面对院前救助车辆兵力不足、捉襟见肘的现状，以及市场巨大的缺口和利益诱惑，隐藏在医院周边的“黑救护车”、各大医院自行设置的“山寨”救护车频频现身，四处散发广告、坐地起价、与正规急救车争抢病人。2006年6月19日，北京顺义一场车祸中，伤者正规120急救车到达之前，却被一辆同样带有“120”标志的急救车，送至远在二十几公里外的一家治疗癫痫的民营医院接受救治，3小时后死亡。
不知救护车要往哪开，多数患者无权选择医院
在保证救治时间的范围内给予病人选择权，同样能够逐渐杜绝医院向120“买”病人的现状。患者拨打120后通常都由指定最近的站点出车急救，直到2010年广州市才规定患者拥有选择权
虽然医疗急救是公益事业，但通常来说，患者在拨打120之后，指挥中心接报后，一般都是指定最近的站点出车急救，患者想去哪家医院就送到到哪家医院的情况极少出现。直到2010年，《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例》才规定：包括伤病员病情危急，有生命危险的；所选择的医疗机构与急救现场的路程距离超过10公里；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对伤病员进行隔离治疗的的以上三种情况，急救人员可以拒绝患者选择医院的要求。除此以外，病人有权利在接受急救时选择医院。
患者对所送医院无选择权，长沙120急救中心作为寄生在医院的创收科室，接收大量病人为创收
以媒体于2007年曾披露的长沙120为例，按照国家规定120应该是独立的医疗救护机构，由于国家没有投入相应的资金，政府只有把120寄生在长沙市中心医院，政府象征性的拨一点款，其他都得依靠医院。据了解，120急救中心现在是长沙市中心医院的一个创收科室，120依托自身的特殊地位给市中心医院拉来大量的急救病人。根据长沙市卫生局的要求120首先要支持市级医院的业务工作，大量病人就由市级医院接受了。其它医院要多收病人、多创收，只得付费向120买病人或抢病人。
上得了120救不了命，医院不愿“先救人后付费”
2008年全国医疗欠费达100多亿元。医院面临的欠费压力，是无法忽视的事实。
广州市一医院一年120急救欠费就近20万元，120抢救的病人中99%没有付费能力
2011年卫生部组织起草的《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费用问题拒绝或者延误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即“先救人，后付费”。然而，不少已实施该服务的医院却“叫苦不迭”。根据广州市120急救中心数据，医院通常有8%至10%的急救出车跑空，这一费用是由医院自己承担。另外，广州三甲医院一次急救派车收费118元，这一规定已经实行12年，但业内专业人士测算，目前广州市急救车单趟出车的成本约为400元。
2006年至2010年广州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受理“120”电话超500万个，出车50多万次。而根据2009年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数据显示，120抢救的病人中99%没有付费能力，如交通事故、酗酒、吸毒、打架等。120急救欠费就近20万元。全市“社会急救医疗救助专项资金”去年仅获捐款6.4万元，对填补巨额医疗欠费只是杯水车薪。而政府仅承担其中的50%。
美国心脏骤停复苏存活率为9%，而中国却寥寥无几。缺乏严格的教育和训练也是影响院前救治的重要因素
急诊医学的教育及系统严格的训练过于欠缺，没有急诊医学院、缺少统一的院前急救专业医疗教材，使得中国院前急救培训无标准可依，各地的培训内容差别也较大，导致部分参与急救的医师操作不熟练不规范，最终对院前救治的整体质量造成影响。根据成都军区总医院发表的论文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约有7800多万急诊患者到各级医疗机构就医，因严重外伤而死亡的患者有50%死于创伤现场，30%死于创伤早起，20%死于后期及并发症。院前急救的质量可以从根本上影响急救患者的状况。以心跳骤停的复苏存活率为客观标志，美国的复苏存活并恢复出院的比率为9%，而我国复苏后能出院的人数却寥寥无几。
对于至今仍旧缺乏强制性法律规定的中国急救管理而言，由于受到体制、天气、交通、车况、协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患者打了120能否救命，恐怕只能是“自求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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