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海内外舆论上，对于中共十八大报告里是否会出现“四项基本原则”的议论开始升温，并有人将其作为中共十八大后政治走向及是否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测量尺，认为它若继续出现，标志中共政改没什么戏；热度上升，预示中国政治将倒退；要是从报告里消失，那就是政治改革的信号。对此也有不同声音指出，梳理中共执政理念脉络，正如四项基本原则替换了阶级斗争为纲、姓资姓社等提法一样，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共也正在用“三个代表”等提法淡化“四项基本原则”，仅仅从一个词来判断中共下一步的政治走向，提法有趣，但仍待商榷。
政改并非中共避讳
首先要澄清一点，在中共高层眼里，“政改”从来都不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词语。例如在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胡锦涛就谈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不过通常中共领导人所谈的“政改”是“行政体制”改革，即在政府管理职权等方面进行推进，而海外学者则更多期望由中共“一党专政”走向多党制。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虽然中共一直在谈政改，现任国家总理温家宝也被认为是政改的坚定支持者，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步履维艰。
在大陆媒体人钱钢《深红色测量尺：“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在1979年为中国改革划定的边界，以防止中国在改革的过程中偏离方向，离开保证中共执政党地位的轨道。并通过查阅十三大到十七大报告，整理“四项基本原则”出现的次数，称十三大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大会，年初胡耀邦刚被打倒，因此报告中多次提及“四项基本原则”。1992年的十四大启动市场经济改革，但距1989年不远，“四项基本原则”同样不能不强调。十五大对此一提而过。而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中，“四项基本原则”的出现频率超过了十五大、十六大。
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
钱刚在文章中认为，这些原则里第一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第二条“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早已被中共遗弃。理由在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制度是苏联式计划经济和毛泽东命令经济的混合。用当时的标准，今天中国走的已是标准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在党媒上也消失已久，替换的提法是“人民民主专政”。
虽然这些理由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要考虑的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要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是自中共建国以来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从毛时代开始的反右、文革，到邓小平掌权时代的六四和社会大讨论，并延续到今天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分蛋糕”还是“做蛋糕”问题上的争鸣，皆是如此。甚至可以说，中共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是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因此并不能说“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已经被中共遗弃了，只能说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形态是符合中共领导人所期望的样子，而在1979年时所要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不符合今天中国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现状。
同样的道理，也不能简单地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已经被中共决策层所抛弃，只是正如中共所一直标榜自己的“与时俱进”概念一样，“人民民主专政”相较于“无产阶级专政”更符合现阶段中共的目标，毕竟“人民”的覆盖面比“无产阶级”更广，“民主”也更契合民众的期许。这个提法在现实操作层面更为直接的方式则是中共现在已经允许企业家入党，这种淡化阶级属性的做法背后更为深层次的含义则是淡化阶级斗争意识，夯实了中共执政的稳固性。
“四项原则”的与时俱进
回顾“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政治中的角色，按照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所说，改革年代初期，邓小平和陈云形成“双峰政治”格局，虽然在政见上有所不同，但是无论是倡导改革开放的邓还是固守计划经济的陈都认为，改革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都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条。这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也是其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落实这一条，就成了意识形态战线的职责。而且不仅仅是“四项基本原则”，在不同时期中共还大提“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口号。因此可以看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只是中共在那个特殊时代中提出的，有一定的时代性，而今天，“四项基本原则”提出逐渐变少，代之以“三个代表”、“党的纯洁性”等提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毕竟这些词汇无论怎样转换，根本用意都是要保证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地位。
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三条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发生较大变化，依然是中共一直在强调的事情。而对第四条“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钱钢教授的解释也是有理有据。如的确是在文革后，中共开始小心翼翼地清理毛的错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人民公社”、“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大民主”等都被抛弃，但“毛泽东思想”这个外壳却保留下来，继续受尊崇。可是任何理论层面的讨论都需要对现实的折射，在今天网络传媒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网络之上“公知”和“毛左”的论战也是日益激烈。这些发生在民间的政治主张之争，实际上也是对中共是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还是重回毛时代方向的讨论。甚至此前的薄熙来事件亦带上了这些讨论的色彩。在这个方面，也许需要中共更为明确地做一些工作，例如彻底反思文革的错误，例如试探性地放松对“六四”的探讨，例如重新定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将这种思想脱离毛泽东个人标签，而达成整个社会的共识。
“四项基本原则”并非代表极左
不过在所有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讨论中，也不能简单将其定义为“极左”的东西，因为“四项基本原则”从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开始放松。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后，除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不能被讨论外，其它的政治议题只要不在这个列表中都可以进行讨论。此外，虽然这些原则的本身不能受到质疑，但是这些原则的表述可以进行讨论，例如在九十年代就有过一次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广泛讨论。
因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在十八大报告中，也许“四项基本原则”不会像此前那样被频频提及，但是中共保证自己政治属性和执政合法性的词语表达却不会减少，而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从现阶段来看，仍难在这次换届大会上被明确提出，至于习近平执政时期在这个方面能否有所突破，尚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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