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中国大陆县乡两级党委换届的结束，越来越多的基层年轻官员，被作为新生血液补充进县乡领导班子，正在逐渐制度化的中国年轻后备官员的升迁模式开始引起舆论关注。近日，媒体人胡佳恒刊文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得以如此快速晋升，得益于在2009年时，就已经进入了一份大名单成为后备干部。而除了这一批正规渠道逐步上升的后备干部，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推行的“大学生村官”制度，料想也将成为“预备军”组成的重要一部分。
千名省级后备干部待命
胡佳恒的文章分析，按照相关规划，中共将每5年进行一次后备干部的集中补充调整，其中尤其是省部级后备干部的补充调整，将利用换届后各地党政班子相对稳定的时期，上一波集中补充已在2009完成，下一次将是在2014年，即十八大召开两年后，新一届领导班子就已经稳定。
在中共组织系统的工作中，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是自邓小平时代才被明确提出来的政治任务----文革十年造成领导集体老化严重，所以从1980年开始，邓小平就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干部选拔除了以往那样必须要有革命精神外，还需要年轻、有知识、专业化。邓小平提出的“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战略方针”，在1982年底召开的十二大上，被写入了新修改的党章。而在之前，与之相近的角色定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中，省部级后备干部群体被确认人数要达到1,000人规模----1983年中组部下发《关于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制度的意见》一文要求，当年7月之前要选定1,000名省部级后备干部，这其中省委书记、省长和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后备干部200名，省委副书记、常委和副省长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后备干部800名。
具体到省、市、自治区，每处出20名左右省部级后备干部，共600名；每个部委5名左右，共400名。这1,000人大名单，构成了1984年的大陆省部级官员的后备梯队，其后至今的省部级官员后备规模，大致也维持在这一数字范围。组织部门的后备干部名单被要求保持常数，因提拔和调整而出现的缺额，必须及时补充。名单由组织掌握，培养意图和使用方向都属保密范围。
同时，省部级后备干部还被要求具有大专文化程度（包括经过自学达到大专水平的）。这几乎意味着农民当副总理的神话将不再重演。与文革中的混乱失序相比，第一次明确了后备干部选拔标准，似乎将干部晋升和培养的操作，划分出了一个个相对公平的硬杠。
现时的后备干部标准像，也要比20世纪80年代时的清晰醒目。以省部级后备干部为例，在中组部历年来的文件中，这一级别后备干部的年龄，从模糊描述，到明确为应以45岁至50岁的干部为主体。中组部要求45岁以下的后备干部，部委要有1至2名，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有3至5名。
五年一级的年龄分层，对于中共各级政权主政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每一级的后备干部想要晋升到同级正职，需要五年左右，而向上一级正职升迁，则大致是十年，与中共五年一次党委换届的政治周期暗合。
各级后备干部年龄与数量上的清晰，是在2000年之后陆续浮现的。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彭柯认为，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第一次提出“三个代表”之后，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以确认其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
为了解决转化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中共不是重新点燃革命，而是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使得它的程序合理化。
培养和升迁路径明朗
中共对于年轻官员或后备干部的培养和提拔，则是一个时间跨度极长的过程。在培养方面，胡佳恒认为“中青年干部培训班”起了重大的作用。“中青班”的建制最初由中央党校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端，历经7任校长，依然是中央党校的核心培训班级之一，其主要面向现任地厅级，作为省部级干部培养的后备干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任的省委书记中，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毅等至少六人，都曾在中央党校“中青班”脱产受训一年。
党校系统向省市铺开之后，各地党校的“中青班”也承担了相似的后备干部培训任务，只不过受训的后备干部级别逐级降低。
但是越下行，这种后备干部的培训模式，会随着基层党校的水平参差不齐而沦为形式。在彭柯针对基层党校开展多次田野调查之后，他认为所看到的地方党校，似乎是在培养具有文艺复兴气质与列宁主义思想，拥有儒家君子风度，又读过MBA课程的中共干部----比如有关曾国藩家书的课程就受到学员的热烈欢迎。不过丰富的课程以及短暂的学时安排，对于后备干部的能力提振会起多大作用，需要一个问号。
而在升迁方面，则可以通过更为直接的例子来观察。8月27日，中国官方公布原山东淄博市委书记刘慧晏被任命为云南副省长。此前，刘慧晏任山东淄博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由刘慧晏履历可以看出，他在早期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而且不同于技术官僚，他的专业更倾向于哲学之类的人文学科，这种官员专业倾向的转型也被认为是下一阶段的大势所趋。而他自1998年又进入共青团系统锻炼，当时他年仅32岁。在2002年他正式进入地方政坛，此番南下使得刘慧晏不仅跃入副省级官员行列，而且完善了其异地任职的履历，为其将来仕途再进一步做好铺垫。通过刘慧晏的升迁经历，有分析人士指出，这种人文学科背景、团系统工作经历、地方执政经验、异地外调提升的仕途过程或将成为今后一大批年轻中共官员上位的新范本。
大学生村官也将成为组成部分
除了这一批中央直接管理、调度进行提升的后备干部之外，另一批来自于草根的干部群体也值得关注。自2008年开始，中国开始选派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工作，这些人被称为：大学生村官。目前，这一群体人数已达20.9万人，他们被中共赋予了促进农村社会民生、法制建设，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任务。在具体职务上，这些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应届或往届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通过选送、招聘、分配等方式被指派到中国农村或社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助理或其他村“两委”职务。
从中共目前的设想看，大学生村官未来的出路主要有三类。一是作为“政治人”进入公共领域系统，成为国家公务员，甚至高层公务员。二是作为“经济人”进入社会经济领域，成为带领村民致富的企业家。三是回到学校继续深造，再一次成为“学生”，或者做其他选择，找一个合适的工作，从事其他职业。
对此有分析指出，大学生村官的政治意义首先作为中共政治“预备军”的状态存在，是中共培养未来接班者的重要措施。可以预期的是，未来10年左右，目前的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村官将成为基层政治组织的核心力量，甚至一定层次的政治领军人物。而这种从基层开始政治生涯的传统在中国体制内一直存在，最好的例证就是今天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这位被认为是下一届中国最高领导者的政坛起点就是1982年在河北省正定县担任副书记的角色。从此一路青云。而他在基层工作的经历也成为外界普遍对他看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论中共是否承认，在外界看来，中国政坛上一直有派系存在。从最早建国初期的一野、二野、四野山头，到今天所谓的“太子党”、“团派”和“上海帮”等，虽然派系不能成为衡量一个中国官员政治取向的标准，但隶属哪个派系说明这些官员有着相同的出身或者政治经历。而今天的大学生村官群体从最基层做起，经过大浪淘沙后，其中的佼佼者将在中国政坛上占据一席之地，成为熟谙中国基层社会现状和高层政治动向的政治精英团体。到那时，有着共同经历的他们所怀揣的政治抱负和能量或将对中国政坛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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