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从西方引进的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够传播到中国并最后得到实践，当然离不开当时留学国外的中国学子。在这些留洋学生当中，很多都是为共产党立下汗马功劳的元勋，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周恩来、陈毅、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留洋经历，看看他们当时是如何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
周恩来旅欧之前还去过日本
旅欧之前，周恩来最初到了日本求学。而周恩来最初的愿望，就是准备报考高等师范，打算今后当教师。1918年3月，周恩来投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因会成绩不佳，周恩来未被录取。7月份，他参加东京第一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再次落榜。而周恩来旅日期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已传到日本，随之马克思主义和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同时涌向日本学界。周恩来先后阅读了大量日本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这也为他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1919年3月，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周恩来当即决定回国学习。1920年8月，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范孙提出推荐两个南开学生到欧洲留学，其中之一便是周恩来。1920年12月13日，周恩来乘坐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抵达马赛，后来他又到了巴黎。在巴黎，周恩来接触到了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张申府应里昂中法大学之聘赴法，又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旅欧期间负有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的任务。1921年春，周恩来经张申府和太太刘清扬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3月初，周恩来与张申府等由巴黎迁居德国，旅德期间，他们组成旅德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经常来往于柏林与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生和进步华工，举行报告会，做演讲，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1922年6月，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一群中国青年在此聚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等18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共开了3天，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人。赵为书记，周负责宣传，李负责组织。为了便于在法国警探的侦查下秘密工作，三人各用一个代号，周恩来的代号为“伍豪”，赵世炎叫“乐生”，李维汉叫“罗迈”。
不久，从国内传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已于当年5月召开的消息。11月20日，周恩来和赵世炎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国内的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两个月后，陈独秀复信，建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还记载了周恩来旅欧时的感情生活：一位老校友来拜访周恩来并问他最近是否有什么“新发现”时，周回答道：“你是指姑娘？不，没有。”友人：“我不信，像你这么有魅力的青年，难道会没有？那邓颖超怎么样？你还是每隔一周给她写一次信吗？”周：“你怎么知道的？”友人：“她告诉我的。”1955年夏，周恩来曾对侄女周秉德回顾他们的恋爱史：“我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长得还算不错，但既然我誓为无产阶级革命奉献一生，并不惜献出生命，我的终身伴侣，理所当然必须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这一点你七妈（邓颖超）当之无愧的。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转向你七妈。”
陈毅因参加“造反”被遣送回国
1919年8月14日，陈毅等人登上了开赴法国的轮船。历时近两个月的苦旅正式开启。同年10月10日，“麦浪号”抵达法国马赛，“刚到法国，觉得是到了天国一样，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清洁繁荣，对法国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1963年8月20日，陈毅曾对儿子陈昊苏回忆，“但是，实际生活打破了我的这种迷信”。
刚来法国，华工们就告诉陈毅，他们在法国根本没有基本的人权和生活保障，干最苦、最危险的活，拿最低的报酬，稍有反抗，还会遭受到当局的野蛮刑罚。很快，陈毅和兄长被安排去了距离巴黎百公里之遥的蒙塔日公立中学补习法语。在蒙塔日中学，陈毅还结识了随后到来的蔡和森，两人成了好朋友。与蔡和森的交往也使陈毅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学习了3个月法语后，陈毅等人找到了工作，他兴冲冲地去了巴黎近郊施耐德公司下属的工厂。但岗位是全厂最低级的杂工，装卸、搬运、清理，什么脏什么累就干什么。工资一天十法郎。为这十法郎，陈毅每天累得腰酸腿疼，一下班就一头钻进出租房，把自己丢到床铺上。“因为感受到了无产阶级的痛苦，不少人自己组织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陈毅也曾对儿子陈昊苏回忆，“我们这个地区鼓吹马克思主义最力者是蔡和森。我们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很赞成他的主张，并开始读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陈毅加入了法国工人的罢工游行队伍。
到工厂3个月后，陈毅被提为技术工，工资也增加了，然而好景不长。一战后法国经济萧条，导致很多工厂大量裁员，外国工人首当其冲。有的留法学生遭到解雇，依然怀着博士梦的陈毅，也因勤工俭学群体的遭遇而备受打击。而此时陈毅攒下来准备读大学的积蓄也逐渐用完。为了生存，1920年冬，陈毅加入了蔡和森等组织的勤工俭学青年互助团体“工学世界社”。该组织实际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预备组织，当时的奋斗目标就是推动北洋政府对留洋学生的窘境予以解决。
1921年1月2日，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抵达巴黎，却对勤工俭学群体的困境无能为力，只好躲着学生们。后来为解决勤工俭学问题，中法当局经过交涉成立了“留法青年监护处”，双方各自拨付了一些经费，给不少同学安排了工作或学校。陈毅去了巴黎圣日耳曼中学读书。后来法国政府效法美国用“庚子赔款”办清华大学的模式，筹办了里昂中法大学。该校计划1921年9月份开学，然而学生们却不是这些已经在法的勤工俭学学生，因为国内重新招收的几百名学生已经启程赴法。这使愤怒的在法留学生再次组织起来，发起了“争回里大”运动。在新招收学生即将于9月24日入校的消息传来之后，学生们紧急决定于24日当晚行动，进驻里大。蔡和森、陈毅等30余人作为前期代表开赴里昂，最终，从各地赶到的学生汇集在一起，人数过百。学生进驻里大之后，校方很快通知了法国警察。学生们被困在校园之内，与外界的联络被切断，随后更是被警方骗走了居住证。
意识到形势不妙之后，陈毅立刻牵头起草制作了一批传单。25日下午，6辆卡车运来了二三百名警察，迅速将学生们押离了学校。卡车经过里昂市区时，陈毅等人将制作好的传单从车厢缝隙里塞了出去。
里昂《进步报》就曾根据传单内容对此事做过报道。
一百多名学生被关押进了一个军营，期间学生们还于10月10日到12日进行了为期3天的绝食斗争。13日下午，他们被押上了遣返的归程，罪名是“布尔什维克罪”。至此，陈毅结束了他的两年旅法生活。
李大钊因长期欠席被除名
1913年冬，24岁的李大钊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如今，早稻田大学仍保留着李大钊当年的学籍卡和学费卡。学籍卡上记载着李大钊“光绪十七年十月六日”出生、所学学科为“政学”、退学事由为“长期欠席除名”……
1914年9月8日，李大钊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一年级。在早稻田大学的众多教师中，对李大钊影响最大的就是安部矶雄。安部矶雄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兼具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多种思想。他在早稻田大学用社会主义观点讲授经济学，注重从精神方面理解社会主义，主张“以人类爱为中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在我的心中浑然融合一体”。除安部矶雄外，李大钊在思想上还深受河上肇的影响。河上肇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哲学家。李大钊在课外经常阅读河上肇的著作。李大钊于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是先由河上肇翻译成日文，再由其他译者翻译成中文，最后被李大钊引用的。同时，李大钊的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参照河上肇的。正是在日本接触了多元化的思想，为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基础。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2月11日下午，3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在青年会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1915年7月，李大钊为反对“二十一条”而编印了《国耻纪念录》、撰写了《国民之薪胆》。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接受推戴，并于次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这段时间，李大钊积极投身于反袁斗争中。1916年1月底，李大钊由日本横滨乘船回到上海，为支持讨伐袁世凯的云南“护国军”，他奔走呼吁，筹募军饷。在上海停留两个星期后，李大钊匆匆赶回东京。然而，一个坏消息正等待着李大钊：因为他一段时间里很少去课堂上课，早稻田大学于2月2日以“长期欠席”为由，将他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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