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曾有四次解决钓鱼台主权争端的机会，但都错过了。一次次的回避、退让，让日本觉得中国好欺负。这次的反应已是北京40年来最强硬的一次，应该进一步迫使日本打消侵占钓鱼台的野心，否则钓鱼台恐怕将永远失去了。
今年是中日建交40周年，却因为日方强行“国有化”钓鱼台而迎来两国四十年来最恶劣的关系。抚今追昔，令很多第一代的保钓人士不胜唏嘘！
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今次的反应，总算差强人意，虽然从主动宣示主权的角度看，力度还嫌不足，但从被动宣示主权的角度看，已经是40年来最强硬的一次。笔者希望，北京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迫使日本打消侵占我钓鱼台的野心。如果这次“国有化”事件严重伤害两国关系的情况下中国还不能做到这点，那么钓鱼台这片领土也许从此就要永远沦失了。
笔者认为，假如有一天钓鱼台真的丢了，那么百分百的责任是在中共，因为它在过去40年来，共有四次错失解决钓鱼台主权争端的机会。
第一次是1971年美国刚宣布把钓鱼台连同琉球交给日本的时候。第二次是1972年中日建交时。第三次是1978年中日交换和约时。第四次是1996年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牺牲在钓鱼台水域时。
第一次
1971年当美国私自把钓鱼台连同琉球交给日本的时候，全球华人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卫钓鱼台运动”。那时钓鱼台问题才刚刚浮现，中共完全可以向美日双方提出交涉（虽然那时中国同美日均未有邦交）而不是仅仅限于发表一个“不承认”的声明。
1971年6月，日美签订《冲绳归还协定》，1971年12月中共发表外交部声明反对这个归还协议，但没有什么跟进行动。1972年5月15日协议生效，冲绳归还日本，钓鱼台也被捆绑在这个协议里。
除了发表声明外，中共不但没有拿出什么实际行动来捍卫钓鱼台主权，反而在全球保钓运动非常蓬勃、民气可用的情况下劝说保钓者“降温”。当时中共派出很多人分别到香港和美国“传达”中央关于“保钓要降温”的指示。
笔者就亲耳聆听过这样的传达，传话人是时任新侨中学校长的蓝明生先生（在70年代初他是香港左派负责与大专院校学生联系的人士之一）。我依稀记得，他说中央的精神是要海外保钓运动降温，不要让保钓运动影响到中国“国际阶级斗争”的大方向。所谓“国际阶级斗争”大方向是指什么？传达中并没有说明。但从1971年7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访华、打开中美接触一事看，所谓的“国际阶级斗争的大方向”指的应该是中美恢复对话，双方并积极准备美国总统尼克逊（尼克松）于1972年2月21日访华的重要事件。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的确，中美和解的重要性应该放在首要地位。所以，对于当时北京的“降温”传达，很多保钓运动的朋友们都是理解的。很快北京就成功地把海外的保钓运动转移到“统一运动”，而香港的保钓运动则转移到“认中关社”（认识中国、关心社会）的方向去。在当时，无论是“统一运动”或者是“认中关社”，客观上都增加了中共在海外和香港的认受性，成为保钓运动的最大赢家。
就这样，中共就第一次错失了捍卫钓鱼台主权的机会。
我在当时虽然认同中美和解的重要性，却认为不应该对香港和海外的保钓运动冠以“干扰国际阶级斗争的大方向”的罪名。因为如果此例一开，将来很多领土问题都可以用类似“顾全大局”的理由轻轻放过。“陆沉未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这句保钓运动时期感召了很多青年人的响亮口号，令我对中共的“降温”传达难以释怀。可以说，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十分关注中共如何处理中国的领土问题。这种关注，终于使我30多年后因非议中俄边界条约而身陷囹圄。
第二次
1972年中日建交，本来这是一次绝好机会来捍卫钓鱼台乃至琉球群岛的主权。当年由于“尼克逊震荡”，日本要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交，整个国际政治格局是日本有求于中国（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有求于日本，想“联日抗苏”）。所以在建交谈判过程中，日本也主动提出战争赔偿以及钓鱼台问题。
中共在没有征询全国人民意见的情况下擅自宣布放弃对日索偿。为了向人民交待为何不向日本索偿，据中央党校教授罗平汉透露：
1972年8月底，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起草《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并向群众做口头宣传和解释，要求做到家喻户晓。这个宣传提纲强调说，“一些干部群众见到太阳旗就满腔愤慨……但是，日本人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过去的侵华罪行不能由日本人民负担……要从大局出发，理解邀请田中访华的意义，认真准备，做好接待田中一行的工作。”
而对于钓鱼台，则表示暂时搁置。这个立场，被日方扭曲为放弃对钓鱼台的主权。
根据《明报》2012年9月21日报道，日本删改外交纪录，将中国总理周恩来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关于双方同意搁置钓鱼台争端的话删走，硬说双方并没有共识，日方并没有同意搁置主权。《明报》引述日本记者田畑光永9月较早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访问时表示，他是在事隔30年后，才从岩波书店2003年出版的《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会谈》一书获悉周恩来与田中会谈的详细内容。他说：“可能是外务省怕右翼闹事吧，删除了敏感内容，研究者都觉得对话蹊跷。2003年，参与会谈的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接受岩波书店的采访时披露了一些对话内幕，证实内容被删。”
时任中国外交部顾问的张香山1998年在《日本学刊》发表的《中日复交谈判回顾》，详细记载了当时两人的对话，证明日方当时也是同意搁置主权争议的。曾经到中国求证会谈内容的横滨大学名誉教授矢吹晋则对BBC表示，外务省删除有关对话，令“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单方面主张在日本传媒中泛滥。
当年钓鱼台纠纷初起，日本国内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学者，如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1972年所写的《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的历史和归属问题》一书，援引大量历史事实证明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同年，他将书中的基本观点撰写成《钓鱼列岛（“尖阁列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发表。在这种舆论有利于中国的情况下，中共却轻率地放过了机会。
第三次
1978年中日要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本来这是又一次绝好机会来讨论钓鱼台的主权问题，但又被中共轻轻放过。
1978年8月，日本外相园田直在北京向邓小平提出了钓鱼台这个问题。邓小平说，“一如既往，搁置它20年、30年嘛” 。
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访日签署和约期间，出席在东京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会。当被问及钓鱼台时，他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邓小平把这么重要的领土归属问题，说得如此的大方，确实令全场的记者折服。
我当年被《文汇报》派遣到东京采访邓小平访日签署该条约的新闻，非但不为邓小平的“轻松”讲话感到“折服”，反而心中暗叫不妙，因为常识告诉我，这完全是中方一厢情愿的想法。我清楚记得，当时日本记者很雀跃，我自己则心情沉重，作为第一代保钓人，我无法接受中共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它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钓鱼台将离开祖国越来越远。所以我当时拒绝采访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扬佛法的纪念活动。
第四次
1996年我的朋友陈毓祥在钓鱼台水域遇难。这是自从中日钓鱼台争端以来第一次有中国人在该地区遇难。日本方面对这次事件非常重视，因为中国完全可以就此向日本提出对处理遗体（包括现场勘察、验尸、尸体运送等）事件的管辖权。事实上这也是日方所担心的。我记得，当年日本驻港领事馆一位官员约我午饭（因为他知道我是第一代保钓人，也是陈毓祥的好友），希望了解中方会不会就此提出关于钓鱼台管辖权的谈判。他并暗示“据他所知”日本政府愿意就此与中方开展“对话”。我得知日方这个意图后，马上通过我的渠道转告了北京。我渴望这次主权之争，能够从比较空洞的言文口水战，向比较实质性的管辖权谈判来体现出来。很可惜北京对陈毓祥遇难事件，仍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完全没有趁机与日方交涉。中共平白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伸张主权。陈毓祥兄就只好白白牺牲了。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回避、退让，日本不觉得中国人好欺负才怪！如今已经40年，日本在钓鱼台实行有效管辖的事实已经随着这次拘捕香港保钓人士而变得越来越确凿，中共如果在今次不彻底解决主权问题，哪怕迫使日本承认钓鱼台主权仍然有争议，则恐怕我们就真的要丧失钓鱼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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