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举国体制下，除了中国作协每年2.38亿和地方作协数以10亿计的财政拨款，中国文学“走出去”更成为举国财力支撑的重点项目。有人曾质疑奥运军团金牌至上，但体育举国体制的成果，毕竟是拼搏得来的金牌，还能给国人带来光荣和梦想；而文学的举国体制，却以出口“下三路”题材迎合西方重口味，走出去的作品不是色情汹涌、就是将中国人丑类化，被评论者称为“自挖祖坟式”的作品。体制化垄断的文学输出，受伤的已不仅是中国文学，更是国人形象和民族尊严。
一．诺贝尔文学奖为何“被博彩”？
两天来，中国各大媒体纷纷掀起作家莫言获诺奖的新闻爆炒，以“博彩”网站排名为卖点：“在全球著名博彩公司Unibet公布的赔率表上，首次出现在名单上的莫言排在第一顺位。”这条新闻瞬间铺天盖地，网页近200万，但并未引起预想中的大众狂欢。10月6日下午环球网首页调查显示，83%的中国网民“不看好”中国作家获诺奖。新华网友评论更为直言：“瑞典文学院评不出诺贝尔文学奖先空着，别拿中国老百姓看都没看过的作品充数。”
“中国作家成诺奖大热门”的火爆新闻，为何在中国公众面前遭冷遇？也许因为，这个获奖预期，竟然是博彩公司“博”起来的，赌博网站“赌”出来的。
中国人最厌恶的恶习就是“赌”。在中华民族传统中，一旦涉“赌”，无论赌局如何冠冕堂皇，在民众心中都是下作肮脏、，人所不齿的劣行。两年前曝光的“赌球”不仅败坏了中国足球形象，更伤透了全国球迷的心，遭到全民一致公讨、法律严肃审判，赌球者最终锒铛入狱。可见，只要一提“赌”字，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嗤之以鼻。
而今预言中国文学能否获奖，题眼竟是一个“赌”字！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凭作品实力挣来，而是在赌博网站上“赌”来的。这显然触犯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无论中国作家在赌博网站陪损率是“一赔六点五”，还是“一赔十二”，都充满赌盘牌局的“无间道”味道，散发着高雅文学最忌讳的“铜臭”。
对此，知名青年作家张一一指出：莫言之所以能够“破天荒”登上西方博彩公司赔率榜首，是因为近年来诺奖公信力的持续下降以及连年入不敷出，再加之欧美国家经济增长的持续低迷，“西方博彩公司想开拓中国这个14亿人口大国庞大市场……中国彩民不要被西方博彩公司的诡计所欺骗而盲目地下注。”
如果张一一所言是真，那么博彩公司“赌”的是彩票，“博”的是赤裸裸的诺奖商机，与文学无关。
这就不难理解中国大众83%“不看好”诺奖的真正原因了：一个由博彩公司押宝，在赌台牌局上押注，从“色子”中诞生、用赌博“陪损率”吸引眼球的文学奖，还值得13亿中国人期待吗？
试问：谁会关心一次文学赌博的输赢，又有哪个中国人会像保卫钓鱼岛那样，捍卫中国文学的诺贝尔“豪赌”呢？
另一方面，近年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国内文学大奖的丑闻频发，“羊羔体”、“茅奖违纪”、“鲁奖抄袭”等内幕曝光，也早已把文学奖公信力降到历史最低，极大地败坏了中国大众的胃口。有新浪博文指出：“如果真有国产文学获奖，我会认为，中国人擅长的关系运作、潜规则已经渗透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了。”
今年诺奖得主是谁？也许这并不是中国大众的普遍关注点，人们更关注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和普世价值是否会荡然无存？
作家张一一说：“莫言如果能获得今年的诺奖，我将裸奔给大伙儿看!”
其实，如果博彩公司能“预定”诺贝尔文学奖，诺奖本身已经开始公开“裸奔”了。中国人可以反感，可以围观，可以质疑，却大可不必“陪裸”。
二．《蛙》的隐喻与西方价值偏见
围绕《蛙》成诺奖热门的各方观点，似乎缺乏对作品本身的剖析。其实，这次被诺贝尔“博彩”看好的《蛙》，从一面市就颇重眼球经济。2010年1月，《蛙》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国际书展首次使用美女“书模”，以活色生香的美女模特“博”得媒体眼球。对这种“大尺度”包装，“莫言告诉记者，车展有车模，楼盘有房模，图书出现书模是迟早的事情，这是传统图书吸引读者眼球的一次有效尝试。”其实，把文学捆绑在靓女嫩模的超低胸短裙上，从一开始就背离了文学。有评论指出，取悦市场的“书模”传销，只让人想到文学堕落和“焚琴煮鹤”。
浏览诺奖博彩新闻的各大网站评论，发现这次中国网民相当理性。许多网友评论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和诺贝尔和平奖一样，需要迎合西方的政治歧视和意识形态偏见。连力挺莫言获奖的一位评论者也指出：“尽管瑞典皇家学院的评奖大师们标榜‘独立’，超越‘党派’，坚持‘纯粹’，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所秉承的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所认可的也仍然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在此，著名作家莫言具有了我国许多当代作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话说得婉转，但意思很明确：莫言作品的优势是部分迎合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我不想用政治话语来评说文学，但在诺奖评委的潜意识深处，也许确实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歧视和种族优越。
从这位评论者提示的视角来看，《蛙》的主题就非常直白了：‘蛙’的隐喻，意指是中国女性。作品围绕生殖现象描写众多中国底层妇女，却把这些当代中国母亲比喻为“蛙”；这些“母蛙”生出的，自然是“蝌蚪”。中国人不再是“龙的传人”，而蜕变成“蛙的传人”，而作品中对中国妇女野蛮、肮脏、变态的大量白描，更表明这些女性甚至连“蛙”都不配，充其量只是丑陋的癞蛤蟆。
于是，当代中国人在《蛙》中被象征指涉成“蝌蚪”般大量繁殖的低级动物。而所谓计划生育，不过是贴在作品表层的“反体制”标签----既然中国人都是蝌蚪般的蛤蟆子孙，人们还有必要反思计划生育吗？无非是独生制生出一只蝌蚪；多胎制生出一群蝌蚪而已。
这种整体象征和政治隐喻，是莫言大部分作品的技术手段。在其代表作《丰乳肥臀》中，象征华夏“母亲和大地”的核心人物山东农妇上官鲁氏，因丈夫性无能而到处“借种”，先后和土匪、和尚、洋人传道士野合，9个儿女竟有7个父亲，生养出一群中国式“杂种”。而另一部代表作《檀香刑》，也许改成“爆菊死”更准确。小说用几十万字篇幅详解清政府处决义和团首领的一次死刑“檀香刑”----用檀香木棒捅进义和团首领的“肛门”，用对男性最残忍的性侵“爆菊”方式，构成“檀香刑”这场暴政和洋人联手处决中国百姓的欢乐仪式。
而到了《蛙》中，中国人的象征意指竟成了“青蛙”或“蟾蜍”这类两栖动物，如此重口味、大尺度将中国人群体“丑类化”的作品，的确具有了“我国许多当代作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反观而言，如果诺贝尔文学奖“博彩”排名，看重的不是《蛙》将中华民族“丑类化”的文学隐喻，为何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张爱玲、林语堂，不能成为诺奖“最大热门”呢？他们既不是左翼红色作家，更没有语言翻译障碍----这些文学大师本身都娴熟英文写作，不但中文炉火纯青，英文造诣也堪称大师。他们的作品早在西方出版，连作品评论都大多用英文发表，而诺奖为何对这些中国文豪产生了选择性色盲呢？也许因为，钱钟书们都没有把自己的同胞贬低成蝌蚪般的低级动物，都坚持文学的独立品格，不曾辱没民族尊严。
再退一步说，倘若上述大师没被诺奖博彩的原因是错过了创作旺盛期，那么与莫言同代，上世纪80年代更早登上文坛获奖，创作更丰厚的当代中国作家，更是不胜枚举。例如彰显中国人美好善良和刚烈血性的著名作家张承志，其《黑骏马》、《黄泥小屋》、《心灵史》等具有强烈民族气场和精神气韵的作品，为何不能荣登诺奖博彩首位呢？也许恰恰由于，张承志坚持“以笔为旗”书写中国人“清洁的精神”，而没有去描画中国女性的“丰乳肥臀”，没用檀香木棒洞穿中国人的肛门，更没把中华民族比喻成低贱落后的“蛙”族。
三．“诺贝尔焦虑症”源自文学“举国体制”：
诺贝尔文学奖为何“被博彩”？我以为，诺贝尔焦虑症源于文学举国体制的政绩焦虑症。
与自然科学不同，中国文学奉行举国体制，给作家设置了一个正部级机构----中国作协。作协主席戴上了官员帽子，享受了部级、副部级高官级别，自然就要焦灼政绩仕途、追求官场GDP。这与中国科学家的纯粹学术立场不同。因此每年10月诺奖颁发，自然科学界对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等都能平静面对，而唯独“诺贝尔文学奖忧虑症”连年发作，被称为作协官员的集体痛经。
在这个举国体制下，除了中国作协每年2.38亿和地方作协数以10亿计的财政拨款，中国文学“走出去”更成为举国财力支撑的重点项目。国家巨额经费扶持的“中国当代文学精品翻译计划”、“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以及国际文学论坛、国际书展、跨国作品研讨会等层出不穷。但在官办作协体制下，这些平台大多专属于文学核心利益圈，被戏称为作协主席、作家官员的私房盛宴。
一方面是西方世界的经济低迷，另一方面是举国体制的财大气粗，中国的“官”作家和“圈”作家，很容易产生暴发户心理，忍不住要在诺贝尔“博彩”赌局中押上一注，豪赌一把。
于是乎，中国文学“走出去”成为文学政绩的GDP。然而，文学输出的作品却仍难以避免情色低俗之作，“捧着浑圆的屁股、发出母兽般尖叫”的《大浴女》，今年4月在英国伦敦书展高调签售版权；而本年度诺奖更别出心裁，用赌博网站的博彩押注，“赌”出了一个“《蛙》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大热门”的强大攻势。
举国之力的文学投资，官办作协的政绩工程，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诺贝尔焦虑症，而是把个人化写作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国力，政绩、GDP强行挂钩，与奥运军团“金牌至上”思维一样，蜕化成文学举国体制的“政绩焦虑症”。
有人曾质疑奥运军团金牌至上，但体育举国体制的成果，毕竟是拼搏得来的金牌，还能给国人带来光荣和梦想；而文学的举国体制，却以出口“下三路”题材迎合西方重口味，走出去的作品不是色情汹涌、就是将中国人丑类化，被评论者称为“自挖祖坟式”的作品。体制化垄断的文学输出，受伤的已不仅是中国文学，更是国人形象和民族尊严。
面对诺奖焦虑症，需要反思的也许是举国体制和文学政绩观；而我们也不得不呼吁：虚火过旺的中国文学“走出去”，请稍留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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