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题为《扭曲美国50年外交政策的那个神话》的文章介绍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文章指出，肯尼迪及其幕僚在吹嘘“外交完胜”的同时故意忽略他对苏联做出的妥协，而所谓“外交完胜”给美国政界带来的不可一世的心理在此后50年间一直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50年前的那个秋天，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灵活处理已经成为冷战中的主要神话。故事的核心是，凭借美国的军事优势和他钢铁般的意志，肯尼迪迫使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屈服并撤走了秘密部署到古巴的核弹。用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狂热的话说，美国 “剑拔弩张”，苏联“躲避了”。神奇的是，赫鲁晓夫彻底让步，而肯尼迪却什么也没有付出。正因如此，这次危机被鼓吹成了美国的完胜和苏联的惨败。
肯尼迪在混乱和不确定的冷战中的这次胜利，自然被用来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军事实力和意志力被神化，而相互迁就的外交策略遭到诋毁。在对付那些无法匹敌的坏人方面，这次危机设定了一个强硬态度和冒险对决的标准----因为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当然，虽然美国人一直狂热地反对与敌人妥协，但他们确实妥协过。哈里·杜鲁门总统竟然邀请莫斯科加入“马歇尔计划”。他的国务卿艾奇逊（Acheson）后来表示，只有创造“现实实力”（situations of strength）才能对付共产党人。但这在古巴导弹危机后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肯尼迪表现出了强势，使他的继任者们在与敌人打交道时面临更多的压力。
人们认为，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因毫不妥协并取得胜利，这种理解被公开或无言地落实到了美国的政策思考和政治辩论中。几十年过去了，现今对伊朗发展核武器或对塔利班在阿富汗的角色做出任何让步都会令人担忧。美国领导人不喜欢妥协，1962年10月的这13天中挥之不去的误解起了很大的作用。
事实上，这场危机并不是以莫斯科的无条件外交退却而结束的，而是双方都做出了让步。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而作为交换，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并且从土耳其撤走“木星”导弹。出于很明确的原因，肯尼迪的人把“木星”导弹的秘密保守了近二十年，即使在那时也把它描绘成是一件小事。由于一些仍然令人费解的原因，苏联也保持沉默。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等学者多年来指出了真相，但他们的努力在那些讨论如何逼退美国敌人的公共辩论或白宫会议上都没有受到关注。
从一开始，肯尼迪的人就隐瞒了在“木星”问题上的让步。10月27日，肯尼迪的兄弟、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会见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时就提出了“‘木星’导弹换苏联导弹”的建议。他对多勃雷宁说：我们会把“木星”导弹撤出来，但这不是协议的一部分，你们永远都不能提及此事。苏联撤出了他们的导弹，美国也撤出了“木星”导弹，这个秘密保守了16年，直到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的一本书中有一小段文字评论了此事。
4年后，肯尼迪的几位主要顾问在《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谈论20世纪的危机，其中承认“木星”导弹是协议的一部分。另外，为了削弱这件事的重要性，他们把“木星”说成是后来添上的东西，说肯尼迪早就想把它从土耳其撤出。之后他们的说法就完全自相矛盾了，他们承认对协议中有关“木星”的部分保守秘密非常重要，以至于泄密“会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产生爆炸性和毁灭性的影响。”
肯尼迪的助手们太着迷于他们凯旋的神话了，以至于他们中很多人在转而反对这一原则以后很久还在宣传这个神话。很多人最后都开始反对越南战争，而在肯尼迪遇刺身亡的时候，这场战争还在进行。他们都对军事力量的价值和大国对抗产生了怀疑，开始努力倡导外交妥协。
但是直到1988年，他们中的一人才明确而公开地表示，他几十年来都违心地支持这一原则，同时指出了它的代价。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在他的《危险与生存》（Danger and Survival）一书中抨击说：“这种保密有代价的。我们因为坚守‘木星’导弹方面的保证而误导了自己的同事、国民、继任者和我们的盟友”，使他们认为“在那个星期六，我们保持态度坚定就足够了。”承认这一点花费了26年，但他们确实承认了。令人震惊的是，苏联并没有更早地透露真相。苏联方面在“木星”被撤出后如果能选择好的时机揭开秘密，至少能对莫斯科产生两方面的好处。首先，妥协方案可以大幅削弱对苏联彻底失败的指责。即使肯尼迪本来就计划撤出“木星”并替换成“北极星”导弹发射潜艇也没关系。
其次，它会在北约造成巨大的恐慌，交换协议将被描绘成出卖土耳其。罗伯特·肯尼迪对多勃雷宁说，这一担忧是他希望保密的主要原因。多勃雷宁把罗伯特·肯尼迪的话传回了莫斯科：“如果现在宣布了这样的决定，这会严重分裂北约。” “木星”被撤出后莫斯科本可以反戈一击。人们会认为苏联欢迎这样的机会。
多勃雷宁完全了解为什么这个神话让美国不愿意妥协，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告诉了我，当时我正在国务院工作。但是，直到1995年他的回忆录出版之前，他都没有公开说出来。他写到：“如果赫鲁晓夫安排（泄漏秘密），危机的解决就不会被看作是这么不光彩的一次撤退。”
那么，为什么苏联没有泄露呢？原因很可能是，甚至就是，赫鲁晓夫和他的政治局从来没有考虑过泄密，因为他们不知道危机会被描绘成什么样子----他们看起来会有多么弱。在危机达到高潮那天，在得知肯尼迪提供了“木星”交换计划之前，赫鲁晓夫就已经准备打退堂鼓了。他告诉他的同事说，苏联“面对战争和核灾难的危险，整个人类都可能被毁灭。” 他根本没有想“木星”的问题；他只想尽快退出，决心说服他的同事，美国不入侵的承诺足以保护苏联和尊严。
为了验证这个观点，我联系了还在世的最有可能知道底细的三个人：谢尔盖·赫鲁晓夫（Sergei Khrushchev，赫鲁晓夫的儿子）、阿纳托利·葛罗米柯（Anatoly Gromyko，导弹危机期间苏联外长安德烈的儿子）、亚历山大·“萨沙”·别斯梅尔特内赫（Alexander "Sasha" Bessmertnykh，危机期间的苏联外交部官员，后来担任过外长）。
他们都支持这一推理，虽然他们承认不知道赫鲁晓夫思想的细节。他们说，苏联领导人真的害怕美国入侵古巴。“猪湾事件”中美国惨败后，这种想法在美国政策界成了笑话。没有人认为莫斯科需要通过泄漏交换的秘密才能维护苏联的荣誉。然而，正如我们进一步所讲的，所有人都认为如果交换的秘密被泄露，苏联的形象的确会好得多。
1989年在莫斯科一个危机回顾展上，肯尼迪的演讲稿撰写人和知己特德·索伦森（Ted Sorensen）吹捧罗伯特·肯尼迪的《十三天》一书是权威的论述。多勃雷宁打断说这本书忽略了“木星”的问题，索伦森说多勃雷宁是正确的，但在当时这个交易仍然是“秘密的”。“所以我亲自把它删掉了，”他说。
采访会议的记者也亲自决定不记载这段交谈。外交政策方面的闲谈中也没怎么提到“木星”。确实，提到“木星”的谈话太少，在网络杂志《石板》（Slate）上评论罗伯特·卡罗（Robert Caro）出版的最近一卷关于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书时，记者弗雷德·卡普兰（Fred Kaplan）需要列出一长串散见于各处的资料。虽然卡罗非常仔细，但他依靠的是赞扬肯尼迪决断力的那些来源，他也就因此忽略了“木星”一事。
妥协并不是一个通常会使政治人物心血沸腾的词，在涉及到美国外交政策时尤其不受待见。导弹危机的神话加强了对妥协的蔑视。神话而不是现实，成了如何与对手讨价还价的量度。每个人都担心成为下一个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肯尼迪家族、他们的助手和敌人都说是史蒂文森公开提出了“木星”协议。
这并不是说华盛顿的政客们忙不迭地宣称他们希望模拟导弹危机的神话，但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这座城市里的专栏文章和交谈中都涉及到这个神话。很少有人想通过提出与敌人更加平和的妥协方案使自己突出。在著名的美国对越政策“A-Z”审查中（这是林登·约翰逊在1968年春节攻势后命令进行的），我们（作者当时在国防部工作）甚至不允许研究与河内妥协的可能。而且毫无疑问，只有一个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铁杆冷战斗士才能提出从越南撤出。
在与莫斯科的军控谈判中提出妥协需要非凡的勇气。即使是有关削减双方核力量次要内容的条约都会在国会面临猛烈抨击。今天，公开建议让伊朗进行无关紧要的5%浓度浓缩铀提炼并接受严格检查也等同于政治自杀，即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允许这样做。虽然奥巴马的团队在与塔利班对话，但它的要求太过绝对----塔利班必须放下武器，接受喀布尔的宪法----任何相互迁就都不可能。如果要进行严肃的讨论，白宫至少要拿可能与塔利班分享权力作为条件。长久以来，美国外交政策辩论对威胁和对抗看得太重，而极度轻视实事求是的妥协。确实，妥协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有时候甚至是错误的选择。但是政策制定者和政治人物应该可以公开、无所畏惧地讨论妥协，把妥协与其他选项共同评估。妥协有时候确实会失败，那时总统就可以提出威胁，甚至使用武力。但他们需要记住，即使是态度坚决的肯尼迪也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找到了妥协方案，而且这个妥协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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