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改革保持乐观的人认为，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等改革派领袖在思想上接近，因而推断习近平有可能承袭父亲当年坚持改革精神的遗训，在地位稳固后逐步推动政治改革。
中共宣布将于11月8日举行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意味着中国正式进入“十八大时期”。一道谜题揭晓后，还有另一道谜题有待破解：十八大后，由习近平、李克强主导的新一代领导层是敢于推动政治改革，还是继续拖着“计时炸弹击鼓传花”？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只改经济少碰政治的改革之路似已走到尽头。尽管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但贪污腐败、贫富悬殊、道德滑坡、权贵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等等问题纠葛，再次把中国推向改革的十字路口。
政改能否推动取决于最高领导层的意志，在中共总书记热门接班人习近平政治倾向仍不为外界所熟悉时，外界只能试图从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谈话中观察其执政思路。
纯洁性成习近平政治标签
自2011年11月16日以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发表三篇以“党建”为主题的讲话，包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谈谈调查研究》和《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由于“纯洁性”三个字多次被提及，有分析认为，“纯洁性”俨然已成习近平的政治标签，几次谈话展现他治党的意愿及决心。
早在2010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提出“权为民所赋”的权力观，被视为习近平主政后将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征兆。今年8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又着重提出党建问题，要求各部门“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对有关党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聚精会神、一抓到底”。
对中国改革保持乐观的人认为，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等改革派领袖在思想上接近，因而推断习近平有可能承袭父亲当年坚持改革精神的遗训，在地位稳固后逐步推动政治改革。
李伟东：对习近平期待不能太高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在受访时指出，习近平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震荡，人生有过大起大落，这些成长的积累对个人品格的形成肯定有影响，可培养“处变不惊、向前走”的特质。
但许耀桐也强调，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很多涉及官员和国企发财的利益格局已经固化，要一下子打破并非易事。而且现在的社会秩序不像文革结束时，一大堆老干部被打倒、社会上多人受冲击，中国急须改变，这给当时的领导人带来很大的改革动力。
独立政治评论人士李伟东也持相同看法。
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有限的改革是以朝野高度三大共识为前提，包括摈弃阶级斗争为纲、抛弃僵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把被四人帮耽误的建设时间抢回来，但现在朝野没有共识，官方对现实情况的评估要比民间乐观得多，改革是不大可能进行了。
李伟东进一步分析称，在“四世同堂”的集体领导权力结构里，最高领导的个人意志很难体现，更何况他们没有受过战争、革命或重大危机的考验，很难像毛邓时代那样树立个人权威，即使“有那个能力，也看不出那个决心”。
由于领导层对于政改缺乏共识，李伟东评估习近平上任后头两年难有大作为，可能在第一任的后半段，也就是上任后的第三年开始有些动作，但“期待不能太高”。李伟东认为，习近平不会沿着民主宪政模式走，而是推动“以新加坡模式为参照的一党独大的有限民主”的“新民主主义”政改模式，首要目标是确保中共继续执政，具体可能产生三个变化：适当的开放言论自由、适当地让司法独立、往建设公民社会的方向走。
至于政改的最大阻碍，学界早已普遍认为是固化已久的“利益集团”，因为政改若对权力格局造成重大调整，势必触动利益链条的敏感神经。利益集团与现行政体的关系盘根错节并与权力集团高度融合，若要破除利益格局，正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说，“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
在自己“头上开刀”，下得了手吗？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其实是一种正常社会现象。
许耀桐指出，“共产党其实应该代表大家去协调”，但目前面对最大的问题是“权力过于集中，带来了权力失控和腐败的问题”，所以一定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开以防止党内干部贪污腐败，否则“对国家的政治治理非常要命”。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今年7月2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始终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在改革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
许耀桐分析，胡锦涛这番谈话有“某种交代的意思，交代下来的领导人要重视政改”，而“新上来的人只要有魄力，应该会按照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道路去推动政改”。
积极主张深化改革的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不久前接受《财经》杂志访问时再次警告，“现在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他认为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中国面前，“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
中国已到不政改就革命的临界点
一些对中国改革持悲观态度的人士认为，中国当下情况和满清晚期很接近，当时中国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却仍未阻止革命的爆发。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立宪”，但在1911年5月组成的满清内阁中，皇亲国戚占据了绝对多数，导致一部分原本支持清政府改革的立宪派转与清廷对立，并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纷纷投向革命阵营。
李伟东表示，十八大后中共高层若不推动政改，党国体制将面临安危问题。“压下来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是一个极偶然的抗争或维稳事件处理失当导致内部分化。”
“最后一个爆发机制不会像孙中山那样从外围打进来，而是从高层内部出现分歧开始。”
当然，中国是否到了“不政改就革命”的临界点，学者们见仁见智，意见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左派还是右派，都认为中共必须推进政改。至于如何推进政改才能避免危机，就要看习近平等新一代中国领导层的决心和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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