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莫言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获奖消息连日来持续在世界舆论场发酵，引起的震荡不容小觑。不管是“赞誉”还是“拍砖”，大多都是围绕莫言展开的。而如若抛开莫言及其附带着的政治意味，将视角挪移至诺奖本身，那么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偏见，也无疑是每年如期而至且备受瞩目的诺奖揭晓期的一大看点。
诺贝尔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
诺贝尔奖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已被世界主流国家和主流价值所认可，所以很多人将能否摘得诺奖桂冠视作衡量一个学者或是作家杰出与否的标杆。但随着诺奖的声势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产生的质疑和反诘也开始成正比例上升。
而在诸多质疑和反诘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很多程度上决定着诺奖最终花落谁家。比如，此前诺奖中的科学奖项和文学奖项多被欧美垄断，鲜有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入围。而诺贝尔和平奖更是具有浓厚的政治气味，经常抱着冷战思维，被批驳为故意打击中、俄等国，比如达赖、刘晓波等相继获得该奖，这显然违背了诺奖本身以及时代革新思维的发展。
面对诺奖以及组织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和偏差，以中国、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均有过程度不同的“抗议”。先说中国。就在法籍华人高行健斩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共最高党报同步网站人民网发表题为《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的专稿，其中写道----“这次文学评选，可以说是诺贝尔奖金的大贬值。不论从评选的衡量尺度、工作方法和评选人组成看，诺贝尔基金会都必须做彻底改革。对此，世界各国的科学奖和文学艺术家早就提出多次呼吁，这次文学评奖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呼吁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如果诺贝尔基金会需要诺贝尔保持信誉，那就应该听取世界各国科学奖和文学艺术家的呼声，趁早开始彻底改革。”时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朱邦造也公开指责，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评。
此外，作为中国作家官方组织作协，在高行健获奖后也充分发挥了“党的喉舌”的功能，声讨诺贝尔评选“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但莫言获奖后，该组织却在第一时间里向莫言发出了祝词，祝词中对诺奖所代表的“世界意义”的认可，这与几年前的尖锐批评形成鲜明对比。此“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也成了民间舆论场中揶揄的话柄。
而在上世纪的国际冷战格局中，苏联与诺奖的对峙情绪尤盛。当自己国家中的那些“异端”作家获得诺奖时，它们理所当然地把这个奖项视作西方冷战的工具。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以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苏联政府甚至“全体”人民对此表示极其愤慨，帕斯捷尔纳克以国家意志为重，被迫放弃领奖；1970年，索尔仁尼琴以小说《古拉格群岛》获奖，苏联政府再次拒绝这个荣誉，直到1974年，流亡到欧洲的索尔仁尼琴才领取了这个不仅属于他个人也属于他的祖国的诺贝尔文学奖；1987年，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再次为苏联赢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这个在1964年被苏联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判处5年徒刑的诗人，在边远的劳改营实际服苦役长达18个月，释放后于1972年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被迫加入美国国籍，他是以美国人而不是以苏联人的身份迎来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本属于他的母语的巨大荣誉。
科学史家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在《权谋----诺贝尔奖的幕后》一书中，通过大量事实与素材，揭示了诺贝尔科学奖甄选过程中的权谋斗争，被视为“将诺贝尔奖请下神坛”的惊世之作。作者在探究诺贝尔奖究竟意义何在的同时，也将该奖全然不纯粹的真面目公之于众。如相关甄选与评定过程中渗入一定的政治因素，打上一些私利与权谋的烙印。凡此等等，都是与诺贝尔遗嘱中强调的“对人类福祉作出最大贡献”的梦想背道而驰。警惕诺奖陷入“春秋大梦”
虽然各种针对诺贝尔奖的指责大多是真实的，但这也不足以否定该奖的基本宗旨和重大时代意义。此奖项自成立伊始，确成了科学界的楷模和神圣殿堂，成为许多青年人学习和追逐的榜样。同时，在其名单上确实载有很多做出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和艺术家。
不过，“树大招风”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放在诺奖身上也同样适用。该奖项在传递时代意义同时，也因过时的西方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堪比中国满清天朝大国“春秋大梦”的傲慢屡遭诟病。
有了“偏见”，有了“傲慢”，诺奖自然很难保持其天然属性。前者不仅直接导致了奖项的缩水，也使得各国的对立情绪高涨起来；后者的主导权在诺贝尔奖本身，因其权威性和广受关注度，远胜于其他任何名目的评选，所以很容易产生“唯我独尊”、高山仰止的自大感。而类型的“傲慢与偏见”，已有无数鲜活的事实证明，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中国满清时代就是无数鲜活例证中的一大典型。从战国的百家争鸣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宋代的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使人的思想进一步固化。延展至满清，这种固化思想被推至最高潮，形成了天朝大国的“春秋大梦”。也即，中国之外尽是蛮夷之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当时的满清中国民众狭隘的思维认识里，手持洋枪大炮的外来者皆是“洋鬼子”，将邻国日本不屑地称之为“小日本”。如此傲慢与偏见，带来的后果如何，不言自明。
所以，在诺奖风起云涌的今天，也需得警惕自身沦为新时代“傲慢与偏见”的推手。虽然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很难百分百实现诺贝尔的遗嘱，也很难让诺奖每次都落实“对人类福祉作出最大贡献”的愿望，但认识到傲慢与偏见的危害性，并试图着力修正，已经算得上在回归诺奖的路上跨出了至为关键的一大步。
相比于苏联几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及高行健，刚刚获得诺奖的莫言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共产党员身份，以及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头衔，都与诺奖此前的衡量标准南辕北辙。这一点，从莫言获奖后引起的包括魏京生、余杰等流亡海外的异见人士，以及艾未未等国内的体制对抗者的激烈反对声中，亦可以管窥一二。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反对体质者才有资格获得诺贝尔人文奖。也正是因为这一“意料之外”的结果，使得莫言得奖的消息成了抛向世界舆论的“炸弹”。
诚然，不管是异见派的激烈批驳，还是中国官方的“公道”评价，都远不如诺贝尔奖的实至名归、走出傲慢与偏见陷阱重要。因为中国籍作家莫言只是实现了零的突破，解开了郁结在中国民众心头的诺贝尔心结，但诺奖能否真如各界的乐观期待那般，淡化西方意识形态，让文学回归文学，也让西方人重新认识世界文化的组成，则是关乎世界健康、有序发展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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