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反腐力度在一个阶段以来不断强化，但贪污腐败难见遏制之势，仍有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倒在了腐败之风中。官员信仰的缺失，监督体系的不完善等都是导致贪腐盛行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干部队伍中过度年轻化的态势，在造成人才浪费和财政浪费的同时，也造就了贪污腐败滋生的温床。如何在顺应干部年轻化趋势的同时，实行不同层面的差异化的管理，成为了“党管人才”战略不得不攻克的课题。
中共十八大召开在即，即将接过权杖“登基即位”的习近平，作为中共第五代执政团队的最高领导人，将着力“党的建设”。而在党建问题上和习颇为契合的李源潮，将助力习近平执掌党务。8月24日，李源潮在总结“2003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的党管人才经验”时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强“党管人才”，把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在不同程度上破解束缚人才脱颖而出和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
人才制度建设为执政党发挥“伯乐”作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当前人才制度中出现的若干普遍性问题，诸如人才和学历的关系，专业化人才和领导人才如何合理使用，领导干部“台阶制”和“年轻化”一刀切等矛盾，要进一步通过制度设计来形成科学的人才制度才能解决。
年轻化趋势明显
“年轻化”和“高知化”趋势在各级领导干部这个群体上表现得十分明显。自2011年10月以来，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先后顺利进行了换届工作。在本轮地方换届过程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同)的“60后”省委常委所在的群体格外受到关注。据统计，3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换届工作结束后，共产生1960年(含)后出生的省级常委近120位，约占所有省级常委人数的30%，其中最年轻者是1968年7月出生，年仅44岁，目前担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的杨岳。
从年龄层次来看，更多年富力强的“60后”官员开始跻身省委常委，形成了以“50后”为中坚与“60后”搭配的年龄梯队。其中6位走上了省委或省政府一把手的位置，8位出任省委专职副书记。“60后”周强当选为湖南省委书记，51岁的年龄在以往同级别官员中较为少见，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也是一位“60后”地方大员。
不过，对于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新趋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分开层面来看，中央和地方情况完全不同。在一些地方，干部队伍年轻化有些过头。在县级层面，县委书记50岁就不能干了，要退居二线，造成巨大人才浪费、财政浪费，而过于年轻的80后干部由于资历和阅历不够，过早走上领导岗位，不仅无法开展工作，这种制度安排还给领导干部子女晋升提供了空间，容易造成腐败现象，“年轻化是一个大的趋势，后浪推前浪，这是一个规律，但是不同层面上年轻化的标准，内涵应该是有差异的。从有的基层来看，过度了。”
在汪玉凯看来，在国家层面，干部队伍年轻化步伐并不慢，在省部级高官中，60后人数占到30%多，比例并不低，但关键需要形成真正的制度化，“长远来看，要通过改革完善制度来解决问题。”
人才和学历的关系
在学历方面，不少省委常委都表现出“高知化”的趋势，其中不乏“博士”群体。例如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等均拥有博士学位。由文化部调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的欧阳坚、商务部调任江苏省副省长的傅自应、广西调任商务部副部长的李金早、新任山东省副省长夏耕、广东副省长刘志庚、河北省副省长聂辰席、福建省副省长王蒙徽等，也都具有博士学位。
当前人才制度建设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高校、科研机构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对于教学、科研好的人提拔一个领导岗位。但这是否对人才发展提供了最好条件，答案是否定的。有些人适合搞科研，适合在专业领域内发展，让他去当领导，不一定合适。这也是‘官本位’的文化传统在当下的体现。
在对人才内涵的理解上，也需要进一步破除固有观念，各方面相应领域都有自己的人才。另一个需要矫正的观念是，人才和学历的关系，人才和学历是有联系的，但不能完全划等号。很多领导干部都想搞一个博士学位，这陷入另一个人才怪圈。”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
在领导干部的人事制度安排上，更多制度设计尚待完善。“按照当前很多地方领导班子的计划，一定要有一个70后或者80后干部，这都是人为计划出来的年龄结构。”中央党校教授高新民指出，在干部人事队伍上，卡比例，包括各种年龄比例、性别比例都是一种机械化思维，“都是计划经济思维闹出来的”。
中央党校教授林则建议，应该从制度设计上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主要是民选的官员，例如各级领导，年纪大一点不要紧，要保证工作和政策的延续性，也要有丰富工作经验。而事务官需要年轻点的，可以加快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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