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晚，四川泸州发生万人群体事件，据报道，事件起因是一名鱼贩在驾驶运鱼货车涉嫌在禁区停车，与前往处理的3名交警口角，目击者称鱼贩遭人拖下车殴打至死，警方更一度阻止家属接近尸体，因而引起公愤，至晚间聚集人数逾万，示威者向警方掷砖石，并掀翻多辆警车纵火焚烧；警方则发射催泪弹，并拘捕多人，事件至深夜仍未平息……
10月18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则刊发一篇名为《“治理之新”纾解“转型之痛”----瓮安县委书记沙先贵谈“瓮安之变”的启示》的文章。文中追忆4年前震惊中国的瓮安事件，县委书记沙先贵总结了历史经验认为，过去简单粗放、以堵代疏的维稳方式已渐失作用，以至于“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而看4年后的今天，泸州万人群体事件依然采用着“简单粗放、以堵代疏”的维稳模式依然在延续，维稳还停留在“发生一起闹大一起解决一起”的阶段，创新社会管理还未能成为有效“模式”。
报道称，再访瓮安县城，当地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群众对公安、政法机关满意率不断攀升，安全感持续增强。瓮安县委决定将被毁的“县委大楼遗迹”保留，时刻警示党员干部。以楼为镜，可以明得失；以教训为警钟，可以知治乱。
文章引述瓮安县委书记沙先贵的话说，反思瓮安事件，最大症结还在于民生欠账太多，对群众权益长期忽视，导致问题扎堆、民怨累积，最终一发不可收拾。痛定思痛，瓮安各级干部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时代在变，老百姓的需求也在变，我们必须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模式。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7•23”讲话中所指出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对于简单粗放、以堵代疏的维稳误区，沙先贵认为，新形势下，一些过去曾经管用的管理方式，渐失作用。尤其是采取管、控、压等传统社会管理手段，忽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群体力量，未能及时跟进协商协调，以至于“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如何有效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需要探索新路。
经过瓮安事件后，我们认识到，最根本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维权来实现维稳。只有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权益，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从源头上解决可能引发不稳定的多种因素。从重政府安排向重社会参与转变，从重管理控制向重协商协调转变，维权不仅能够维稳，而且可以创生和谐稳定因素，是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这是我们最大的体会。
对于政府公信力在社会稳定中的作用，沙先贵称，民间有句俗话，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群体突发事件也是一次检测，政府公信力有多大、干部关系好不好，在非常时刻得到了扎扎实实的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瓮安事件是政府公信流失、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
群众工作的常态化，使曾经的坚冰积怨大量化解，老百姓对政府和干部的信任正在修复。
举一个例子，当年用燃烧瓶攻击政府的少年葛启义，他最近出现了生意纠纷，首先想到的是报警，几小时就解决了问题。但4年前，他面对委屈首先想到的是燃烧瓶。像他这样遇到问题时信任法治和政府部门的人越来越多，这反映了人心的变化。国家统计局瓮安调查队两次抽样调查也显示，群众对干部作风满意率分别为93.46%和94.63%。
对于基层政权在决策和运行中的问题，沙先贵说，瓮安事件一方面暴露出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凝聚力、战斗力不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民众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增强背景下的各种诉求。
因此，我们重点对基层组织的建设进行了加强，着力配齐配强村干部，探索统筹城乡党建工作。决策内容公开、实施过程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应该说，效果很不错。我们的感受是，转型时期社会深刻变革，基层组织也需要与时俱进，根据变化了的治理环境进行“二次发育”，在新的基础上强化管理、服务等各方面的功能。
瓮安事件： 2008年6月28日下午，贵州省瓮安县城发生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据当地警方介绍，28日下午，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李树芬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等160多间办公室、42辆警车等交通工具被烧毁，150余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600多万元人民币。 事后中共贵州省委决定对事件展开调查，并决定免去瓮安县常委罗来平，以及公安局长申贵荣的职务。之后又免去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职务。
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石宗源认为，瓮安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在开矿、拆迁安置的时候，民众的利益受侵犯，而一些干部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手法粗暴，并肆意动用警力加上地方黑恶势力坐大，治安欠佳，产生民怨，使黑恶势力能乘机煽动民众冲击政府。而政府在处理李树芬一案以及在对待示威群众时表现出的简单武断的处理方式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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