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走的和平发展道路会很不平坦，但要坚定地走下去，而且要走稳、走好！首先是管理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问题。第二，不能让“鹰派”控制舆论阵地。第三，中国外交部门规格需要提高。第四，在争端中要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中国的持续崛起让很多西方国家和一些中国周边的国家忧虑，“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的思想和言论得到炒作，也赢得了一定的市场。
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人其依据是：人类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大都伴随着战争。无论是英国或德国都曾在其崛起过程中引发战争，而今天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崛起，则是依靠战争取得的。对这样的说法，中国人是不认同的。因为，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所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界和过去早已截然不同了。那种自身实力增强，就可以公然入侵其他国家、掠夺财富和资源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二十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以惨痛的教训，战后联合国的产生，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已经使像萨达姆时代伊拉克入侵吞并邻国的行为，没有立足之地了。
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中国威胁论”在某种程度上，有西方人别有用心的成分。中国为了让世界对其崛起的放心，不断地强调中国要“和平崛起”，中国绝不称霸，而且为了更让国际社会放心，将“和平崛起”的口号，小心翼翼地改成了“和平发展”。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的国策，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意愿是真诚的、态度也是坚决的。但是，西方国家和中国的一些邻国相信吗？肯定没有相信。中国光说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还不行，还需要在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上见到行动。实际上，没有多少国家真相信中国会主动靠武力侵犯他国的领土和主权。但是，当中国面对同其他国家产生争端时，如这次同日本的钓鱼岛以及前不久同菲利宾的黄岩岛领土争端，中国还会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吗？
是不是中国承诺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就永远也不会同别的国家发生战争？中国内部如台湾问题也永远不能靠武力来解决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任何一个大国在领土和主权遭到侵犯、在国家可能发生分裂、在国家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时，都不会坐以待毙、乞求他人来帮助解决的。对和平的威胁，是对中国这个承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崛起大国的一个严峻的考验。中国只有坚定不移以和平意愿去争取和平解决争端，全力以赴避免战争（只有把所有和平途径都走完，到了万不得已实在没有他法，才使用武力），中国才能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如果问题刚刚发生，国内上下就一片喊打之声，我们也频频威胁动武，纵然武力威胁下，事态得到暂时平息，可是谁还相信你的和平发展意愿，中国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又怎么能维护长久！
中国在这方面的道路还很长----在中国的22个邻国中，中国同8个海上边界邻国都存在领土争议，14个陆地边界邻国中还有2个边界没有划定；而台海问题未来还存在不确定性，“三股势力”还在新疆和西藏问题上做文章。中国只有沉着冷静经受住这些方面问题的考验，中国才能走稳和平发展的道路。
总结中国在同日本的钓鱼岛以及同菲利宾的黄岩岛领土争端中的表现，中国还要在下述几方面加以大力改进，才能更好地应对威胁和平问题的挑战：
首先是管理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问题。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世界各国都会面临的问题。
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管理不好就会剑走偏锋伤到自己。民族主义其核心是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但民族主义却离极端主义非常近。在欧美国家的极端主义政党中常常是民族主义份子聚集。这次中国在同日本的钓鱼岛以及同菲利宾的黄岩岛领土争端中，中国国内民族主义高涨，总是抱怨中国政府对日本、对菲利宾过于软弱，在各地抗议日本的游行过程中，出现不少打砸抢事件，也是缺乏理性思考的极端主义思想的体现。极端主义是难以完全避免的，那么怎样减少和不让极端主义思想泛滥呢？政府和社会都要做大量细致的引导和管理工作。要让理性的声音占据阵地，要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教育引导青少年建立正确的战争观。要让青少年厌恶战争，就像作为家长让孩子远离打架一样用心。就像这次面对钓鱼岛争端，很多中国人的主战情绪如此强烈，但又有谁分析过一旦中日发生战争，将会对中国、对世界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政府在面对这类特殊的问题时，要有多种与民众的沟通和交流渠道。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大萧条时的“炉边谈话”，很值得中国学习。
第二不能让“鹰派”控制舆论阵地。目前在中国有两个不正常的现象。一是像中央电视台等重要的媒体，其涉及国际问题的评论员很多是军方人士，一些军方人士也常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军方人士的观点（可能并不代表中国军届高层），往往是主张用战争手段解决争端。其实，军方人士主战无可厚非。一位经常在媒体上露面的军方人士说：军人就是要好战的，军人不好战还是军人吗？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中国的舆论不能到处充斥军方的声音，连一些省电视台都请军方人士当评论员，这不正常！另一个不正常现象是即便是老百姓你如果不主战，你就会被视为软弱，甚至被骂，这在青年人中较普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的舆论主流是“鹰派”的声音，中国的媒体也在有意或无意放大加强这种声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在国际关系、国际事务方面，非军方部门力量和研究的不足。中国的智库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对社会的影响还太小，很需要大力建设。
第三中国外交部门规格需要提高。当前，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络日趋紧密，国际事务在一个国家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当前的世界大国中，外交部都是内阁中最重要的部门。美国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可以说是仅次于总统的二号人物，在政府的决策和对外关系中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比较起来中国的外交部倒也是中国第一部，但是中国外交部长的权利与美国国务卿是不对等的。中国外交部长上面有主管国务委员或政治局委员，其上还有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外交部长规格低对于中国开展外交、应对外事危机事件，都是有一定问题的。实际上，1958年前新中国的外交部长是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兼任，1958年至1972年是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兼外交部长，这样的格局是在文革中改变的。而改革开放后，钱其琛也以国务委员(1991.4～1993.3)和副总理(1993.3～1998.3)身份兼任过外交部长。在当前中国外交工作任务越来越重的大形势下，中国外交部需要高规格的领导挂帅，并在第一线与国际同行打交道、开展工作。
第四是在争端中要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对于领土争端，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像解决贸易争端那样的WTO仲裁机制。尽管这次中日钓鱼岛争端有西方人士在《纽约时报》上提出中日应通过国际法庭来解决，但国际法庭的约束力还不能令人信服。而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对于钓鱼岛和南海领土争端，首先持有立场（尽管美国一再称不持立场），中国不愿其他国家介入争端。但是，不愿其他国家介入争端，不意味不向国际社会去说明中国主张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实际上，在同他国争端中，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对于中国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是非常重要的。即便一些外国政府难以争取，议会中的党团、民间人士和媒体对中国的支持，对于中国也很有利。为中国说公正话的人多了，中国的底气自然就更足了。这方面中国西藏藏学家代表团到世界各地、同各界人士宣讲中国西藏的实际历史和现实，曾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很值得中国在处理国际争端时借鉴和学习。
总之，中国要走的和平发展道路会很不平坦，但要坚定地走下去，而且要走稳、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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