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发表评论指，香港学生们在同伴、政党、媒体和社交网络的洗脑下，踏上疏离祖国的道路，这是香港教育的失败，更非香港之福！香港回归已经15年，但我们的下一代离祖国却愈来愈远。这令我们警醒，更令我们反思。
由一班香港中学生掀起的“反国教科”运动，最终令国教科课程指引搁置。如斯结局，确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何以至此？运用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或可透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与社会各界反思。
回归以来 宏观系统的巨变
1. 国际：中国和平崛起，美日欧经济低迷，此消彼长之下，嫉妒和丑化在所难免，而中国的负面新闻进一步坐实了妖魔化的评论。
2. 国内：维稳、和谐为最高原则，政改未动，民主法制薄弱，刘晓波、李旺阳事件一再触动港人敏感的神经。经济上高速增长，却付出了环境污染、诚信败坏、食品不安全等沉重代价，打击了港人脆弱的信心。
3. 香港：经济上先后遭受亚洲金融风暴和国际金融海啸等重创，唯有靠自由行来推高就业率和虚火的繁荣。而水货客和不文明的游客，令香港更加百物腾贵、不堪重负，“蝗虫论”更加剧了“中港矛盾”。在媒体炒作下，中国被妖魔化，港人更难接受中国人身分的认同。而曾班子贪腐、不作为，完全透支了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年年“六四”烛光晚会更将偶然事件钉成中共的原罪，将港人恐共心理演化成本能反应。
回归以来 外在系统的巨变
这一层面中最大的变化是教改和政府管治危机。教改三大争议：一是取消中史的独立成科地位，令学生对中国历史不甚了解。二是推出通识。学生在未掌握中国地理、历史和人文知识的情况下学习通识科，只会培养出虚妄的批判和熟练的应试。三是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虽然写得很好，但既没科学证据，也无先导实验。这三项教改均引起社会极大争议。千禧教改充满美好理想，但既没学理依据、更无科学实证，难免不合港情。另外，教改鼓励持份者参与校政，令政府和社会忽略教育的科学性和专业性，令反国教者能以家长和学生代表名义干预校政、践踏专业自主、侮辱教师智慧。
特区结构性管治危机有四：特首未经普选（认受性差）、政府没有执政党支持（执行力弱）、主要官员问责制（问责性低）、行政主导制未能落实（为政不畅）。因此，特区政府不少政策和动议都被立法会否决，而议会讨论日趋暴力化、非理性化和表演化。议员激进表演却赢得了选票和追随者，非理性、不合作的暴力政治从议会走向了街头。再经媒体放大与炒作，从议员到大中学生，都拿想象当现实，用感觉当真理，丧失理智和理性思考。
回归以来 中介系统的变化
学运是中介系统中重要的一环。1970年代的学运是爱国学生运动，他们“认祖关社”，即认识祖国，关心社会。但回归以后政治团体在大学渗透、培养年轻梯队，成功令学运转型。例如，保卫皇后码头抗争、80后反高铁运动、港大818事件等，背后都有政党和学运组织的身影。近来更可见两个明显变化：一是本土意识抬头，反共抗中，港独意识萌芽；二是学运主导者愈来愈年轻，由反高铁的80后到反国教的90后，愈年青，愈激进。是次反对国教科事件中，只见到抗争、绝食及反对派单一的声音。任何人如有异议，都会被骂为“无耻”。这何尝不是他们在对社会大众洗脑？！
回归以来 微观系统的变化
回归以后学生自身微观系统变化更加明显。问题有四：一是缺乏正确历史知识和国家概念。例如，9月11日中大罢课时竟然打出了“大学生罢课，抗殖反国教”的标语，把回归当殖民。二是党国不分，逻辑混乱。他们痛恨《中国模式》的党国不分，但自己的思维逻辑也是如此：亲中就是亲共，国教就是染红。在一系列的滑坡逻辑错误中，逐步走向了反华和排华。
三是打着民主反民主。羞辱谩骂坚持理性讨论的人，以民主自由的名义剥夺别人的言论自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四是回归以后反殖教育的匮乏令年轻人对港英殖民历史产生了美好的幻觉，渴望重回港英时代。在“光复上水”时竟然打出米字旗，实质上已经出现了“去中国化”的倾向。
天可怜见，学生们在同伴、政党、媒体和社交网络的洗脑下而踏上疏离祖国的道路，这是香港教育的失败，更非香港之福！香港回归已经15年，但我们的下一代离祖国却愈来愈远。这令我们警醒，更令我们反思：香港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公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国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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