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汉代武帝独尊儒家之后，中国意识形态就很羞于言说"霸道政治"，一味高扬儒家"王道政治"理想，以德服人，不以武力征服为政治首选。当然，汉武帝之后实际的政治运作并非完全如此，真相或许就像武帝曾孙汉宣帝所说的那样："汉家自有制度始，本以霸王道杂之。"从汉代至清末，历代统治者无论如何热衷于事功，大致还是遵循以孝治天下的原则率先垂范，所以早期西方人看中国就是一个彬彬有礼的理想国。
贸易逆差的隐患
在16世纪中西接触之初，西方人无不充满敬佩之情看中国，有效的社会管制、井然有序的社会、高素质的统治阶层，在西方人看来就是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哲学家治国。那时的中国面对西方也很谦逊，继续信奉先贤教诲，"儒者以一事不知以为耻"，以文明古国的心态坦然面对域外文明。比如几何是传统中国数学中的短板，但当徐光启遇到利玛窦，知道西方人在这方面的贡献后，毫无羞怯地与利玛窦合作，将古希腊大数学家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译成中文，丰富了中国文明表达方式。那时的中国，尽管在政治上已处于下降渠道，但在文化心态上还能坦然容纳异质文明，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
然而遗憾的是，对谁都有好处的中西文明交流因明清易代而中断。新王朝的统治者来自周边族群，他们当时面临汉化和西化的双重压力，出于功利考量，满洲贵族在定鼎中原后还是终止了晚明以来向西方学习的趋势，专心致志地汉化。
西方势力东来原本就是工业革命产能过剩的产物，再加上机缘巧合遇到了大航路的开辟，使西方与东方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方便。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有拒绝和接受两种选择。主动接受就像日本一样，将西方文明引进来，这也是古典中国面对域外文明时常常做出的选择。然而清廷选择了拒绝。
这个选择在客观效果上使中西文明的交流由官方主导，更多地流向了非官方层面。但是，在经过一个漫长时间的发展之后，自然衍生出许多问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巨大的贸易逆差。由于中国市场不发育，西方工业革命的产品在中国没有市场，而西方社会对于中国价廉物美的茶叶、瓷器、丝绸等低级产品需求巨大。巨大的贸易逆差表面上对中国好处多多，其实政治上的风险一触即发。
到了乾隆年间，巨大的贸易逆差使西方似乎无法支撑了。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伯爵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谈判，希望中国：一、适度放宽中英之间贸易限制；二、对在舟山附近岛屿上的英商货舱及停泊在那里的船只不设防；三、希望在北京设立永久使领馆，与中国构建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关系。
从今天"招商引资扩大贸易"的观点看，马戛尔尼三点要求没有什么不可接受，但满洲统治者根本无意改变既有秩序，依然陶醉在天朝上国的梦幻中。马戛尔尼访华以失败而告终，由此注定近代中国全部悲剧。
"天朝上国"思维的后果
中西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还在继续扩大。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政府早已成为商业的保护神，不得已，英国政府又在二十多年后即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继续商谈扩大通商平衡贸易的可能性，请求清廷废除贸易管制的公行制度，多开商埠，扩大自由贸易。此时清国皇帝为嘉庆帝，他的做法比乃父更绝。他在获悉阿美士德使团目的后，还没有见到来使，就下令将他们驱逐出北京，勒令返国。
我们过去用很多文化上的理由去替乾隆帝和嘉庆帝辩护，以为马戛尔尼、阿美士德入境不愿随俗不愿向中国皇帝下跪，大有蔑视中国尊严的味道。
其实，这些辩解是不得要领的。乾隆帝、嘉庆帝相继拒绝和平通商，主要还是西方工业革命的结果中国不需要，尽管宫廷中对西方的奇技淫巧应有尽有，但中国市场未发育，民众不需要，清廷也就乐于维持着中西贸易的巨额顺差，乐于看到西方的白银随着中国初级产品瓷器、茶叶、丝绸的西行而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经济的原因是根本原因，文明冲突，其实只是后世学者不明底里的一个蹩脚理由。
清廷不愿在扩大贸易和构建平等国家关系上让步，是"天朝上国"思维。但当世界联系日趋紧密时，这种做法是无效的。面对巨额逆差，英国"不法商人"将鸦片作为平衡贸易的手段，短短二十年时间，"罪恶的鸦片贸易"就使英国彻底改变了对华入超地位。
鸦片贸易在中国已有久远历史，只是先前作为药材、贡品流入中国。然而19世纪中叶的大规模的鸦片贸易，不仅彻底改变了中西贸易格局，使大量真金白银流往西方，而且给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问题。到了19世纪30年代晚期，鸦片已使中国几无可用之兵，更无可用之饷。傲慢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终于承认到了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
罪恶的鸦片贸易害苦了中国，但面对这个事实究竟应该怎样处理呢？林则徐建议朝廷用强硬手段打击鸦片走私。他确实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只是鸦片虽然现在被说成是"非法贸易"，但在之前几十年时间毕竟是一个默许的事实存在。于是如林则徐虎门销烟等断然措施引起英国人强烈反对，一场以鸦片为名的战争随之爆发。
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而结束，城下之盟使中国屈辱地接受了英国人自马戛尔尼以来所提出的要求，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外加一笔数额不菲的战争赔款。五口通商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经济格局，中西之间的贸易往来因为这个有限度的开放在改善。
然而由于这个开放有限度，中外贸易依然存在不少问题。1854年，英国因中美新约向清廷提出重新修约，希望中国开放全境，希望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稍后，法美两国援例提出类似要求。
列强的这些要求是对的。比如互派公使照料贸易、开放全境扩大市场等，都是进步的。然而清廷又选择了拒绝，于是英法联军又用武力向中国讹诈。这就是近代史上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争的结果还是中国失败，清廷屈辱答应了列强全部要求，同意公使常驻北京，同意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同意传教士到内地自由传教、外国人随意旅游经商，同意外国商船在长江口岸自由往来，同意修改税则。当然，还有因战争而发生的军费赔偿。
被误读的"落后就要挨打"
两次鸦片战争均以中国失败而结束，中国不仅因此丢尽了脸面，而且损失惨重，年轻的咸丰帝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一命呜呼。经过一场并不复杂的宫廷政变，清廷的权力落入懿贵妃手里，还有那位协助她铲除政敌的六皇叔恭亲王。论功行赏，六皇叔以议政王身份兼管军机处，掌握着大清国日常事务的实际权力。
恭亲王确实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受命留守京师与洋人打交道时逐步改变了对西方的看法，相信中国如果要改变先前被动局面，一定要走上世界，要改革，要学习西方。从此开始，朝廷在恭亲王建议下，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了洋务新政，大清国的面貌很快焕然一新，一片生机。
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主持下，中国政治确实刷新了，汉人出身的官员开始受到重用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逐步在政治舞台发挥功能，影响南部半个中国的太平军动荡很快被剿灭。
整个中国恢复了往昔的宁静，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开启。
所谓一个新的时代，是指此时开启的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自强运动。这个运动自1860年开始，至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而自动结束，前后长达三十四年。公平地说，洋务新政充分利用难得的几十年和平环境，最大限度减少外部冲突，恢复经济，发展实业，确实将一个古老的中国带向近代国家，奠定了后世发展的基础。
但是，三十多年洋务新政存在的问题也非常多。这既是近代中国的起点，也是后世中国问题根源之所在。洋务新政的发生不是来自中国社会的内部需求，而是来自西方的压力，来自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因而那时的中国人在内心深处存在着强烈的复仇意识。魏源所概括出来的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实就充分反映了中国人在学习西方时已没有明末的坦然、大度和心平气和，而是带着焦灼、焦虑和不安意识，在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得已。
基于这种因素，洋务新政将一切都归结为发展，归结为实力，以为中国之所以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不是运气，不是正义非正义，而是实力不如人，是物质基础不足，是枪炮弹药不如人。落后就要挨打，就是那时的共识。要想不落后，要想不挨打，只有走进丛林，像西方一样，强大自己，壮大自己，和西方比肩。一旦将来再遇到列强胆敢上门欺负，强大的中国就能绝地反击，报仇雪耻。
洋务新政的设计是好的，也是有成效的，中国确实应该走进"丛林"，按照"丛林法则"与列强共事。只是"丛林法则"并不是单纯的孤立主义，也不是物质至上，更不是单纯的船坚炮利。西方的强大是一个系统，"丛林法则"本身只是其中的一个法则，并不单纯看哪个狮子大、哪个老虎更凶猛。
清廷主政者和大清国那一代洋务新政知识分子或许并不清楚这些道理，直至甲午战争爆发，终于发现先前几十年发展是那样虚假，那样不堪一击。于是一切归零，从头开始，走向维新，以体制性变革带动整个社会良性发展。清末改革的大戏由此拉开帷幕。
对于法国的企图，清政府传统中国格外重视地缘政治，周边国家几与中国具有宗藩关系。中原帝国像老大哥般保护着这些小弟弟，这些小弟弟也像屏障般护卫着中央帝国。然而到了近代，西方势力东来，不仅要将清帝国的藩邦变成自己的藩邦，还要将清帝国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一体化秩序中。中华帝国素来信奉的"王道政治"不再，不得已转而信奉达尔文式的社会进化论。
进化论对中国来说并不是新东西，严复、胡适后来曾注意到进化论与中国古典思想的相似度。只是这一思想在古代中国一直不被提倡，因为凭借"力"的角逐获取霸权，只是一种"霸道"，这与儒家伦理倡导的"王道"相差太远。但是到了近代，在西方压力下，中国不得不放弃王道转向霸道，于是在东方失去了一个可以信赖的"共主"，各藩邦只能自谋出路。
西方国家对中华帝国施压始于18世纪90年代。随着中英贸易逆差逐步扩大，英国人开始寻找机会向中国施压。当时中国还是一种自然经济形态，市场发育不完全，无法消化英国工业革命的后果，于是英国不法商人一面寻找鸦片消弭贸易逆差，另一面试图进入中国，自己开发中国市场。以鸦片贸易之逆差，严重侵害了中国利益，于是中英之间以鸦片的名义进行了两次战争。两次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市场。
至19世纪80年代，中国内外环境发生微妙变化。列强不再满足两次鸦片战争所获得的市场准入条件，他们试图依靠军事实力进入内地，将整个中国纳入他们的市场体系。
为此目的，外国势力不断在中国边境集结、窥视、示威、蚕食，北有沙俄，南有法国，西有英国，东边则是日本、美国对台湾和朝鲜的觊觎、窥视和骚扰。南部边陲的越南，长时期为中国藩邦，此时也由于中国外交转向内顾，而逐渐向东来的法国靠近，有意脱离中国。
越南的脱离
法国对越南的觊觎很早就开始。1859年，法国军队占领西贡，随后相继兼并了南部诸省，对越南南部实施控制，中越宗藩关系受到严重挑战。
1874年，法国政府强迫越南当局订立和亲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承认越南独立，实际上是将其列为保护国。条约宣称法国有义务保卫越南政权不受外国侵犯和干扰，唆使越南将刘永福和黑旗军驱逐出境。清政府当时无力干涉，但坚守越南为中国藩邦这一原则，对于法国迫使越南签订的这个条约，始终不予承认。
就中华帝国自古以来的宗藩体制而言，清政府此时所执行的政策显然有其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之处。因为就宗藩的伦理观念来说，藩邦有难，宗主国无论如何都要出手相救，即便因自身力量等原因无法相救，也必须有道义上的声援。但清政府此时已无力奉行宗藩体制下的王道政治，无法履行宗主国对藩邦的保护责任。清政府此时与法国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对藩邦尽责任守义务，而是近代"霸道政治"伦理中对势力范围的争夺。清政府政策中的最大矛盾，是希望王道与霸道两者兼顾。
法国对越南的军事占领引起了越南政府的忧虑，为了抗拒法国，越南政府加强了与清政府的联系，既向中国政府进贡，又请求驻扎在中国和越南边界非正规军队--黑旗军--给予援助。1882年，黑旗军开始与法军作战。翌年，清政府又秘密派遣正规军进入越南协同作战。
当然看得很清楚，一旦法国完全控制了越南，肯定会对中国南部构成相当威胁。然而问题在于，当中国军队现代化任务及海防计划尚没有落实前，中国是否有必要为越南不惜与法国开战。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素来被认为最具国际视野、最懂近代国家外交原则--其实转个说法就是，正是他们两人比较多地认同近代国家的"霸道政治"--他们均认为中国此时应尽量避免与法国开战，应尽力以谈判为手段解决中法冲突，既维护越南利益，也不使中国损失过多。
作为务实政治家，恭亲王、李鸿章等人太清楚中国的真实处境和实力，中国社会经济、国防实力经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一系列事件消耗殆尽，自1860年后开始的洋务新政虽使窘境有所改善，但那毕竟只是相对于原有落后而言，无法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相比。中国的正确选择就是尽可能争取更长和平时间发展自身。于是，恭亲王、李鸿章等人设计了一个"明交暗战"的战略方针，派一些正规军队驻扎在镇南关外谅山一带，在国际社会面前表现出只求保境，而不愿与法国决战的姿态，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另一方面，暗中派一些非正规军队潜入越南北部援助黑旗军，以期在实际效果上给法军以打击，至少让法军不能为所欲为。
平心而论，此设计不失为一着"好棋"。无奈，在传统爱国心态支配下，国人不能容忍政府在边境告急情况下故意沉默。而且，清廷内部边缘化的所谓清流党人或许是因为近20年的洋务新政初见成效，或许基于传统宗藩观念，对法国用意颇为不满，他们谴责恭亲王、李鸿章的绥靖政策只会鼓励法国人更加贪得无厌。
清流派的观点深深影响了清廷决策者，使清廷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荣誉要求清廷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
1882年12月，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同意从越南北部撤回黑旗军，并在法国承诺放弃侵占越南北部的企图后，允许法国经过红河流域和云南进行过境贸易。双方约定，中法两国政府共同保证越南的独立。如此，越南由先前中国的藩邦，而成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当中国国力并不足以支持中国拥有更多宗藩的条件时，中国部分放弃某些周边国家宗主权，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1882年协定并不被稍后上台的法国新政府所接受，后者决意对印度支那实行更直接的殖民统治。1883年5月，法国议会通过对越南北部进行军事远征的战争计划，中法关系突现紧张；8月，法军在红河盆地突破黑旗军防线，几乎控制越南全境，越南政府宣布成为法国保护国，宣称中国无权继续干涉越南事务，完全否认中越宗藩关系。这对大清王朝的信誉无疑是一沉重打击。
洋务经不起考验
黑旗军失败尤其是越南政府的声明激怒了清廷中的主战派，20余年的发展尤其是军事实力提升，使这些主战派底气十足，无法接受丧失越南的事实。曾纪泽向朝廷表示，越南本属中国，理应全境保护。他以为中国如果放弃越南，那么法国等就会乘机从南方直入中国本土，进行商业和政治渗透，南部中国就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主战派要求派兵收复失地，强制恢复中国的宗主权。恰当此时，越南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变动，一批亲中国军政大员发动政变，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援越抗法。
主战派的要求，越南政府的请求，扭转了中国先前的被动局面，中国政府决定从云南和广西调正规军五万人入越作战，并给黑旗军以大量装备。然而这些举措并没有使清军赢得主动权，1884年3月，清军与法军第一次正面交锋，五万清军不敌一万六千法军。
清军的失败令中国政府很没有面子，慈禧太后利用外患解决内患，乘机罢免了恭亲王的职务，改组内阁，委派李鸿章寻求和平解决。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在天津达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中国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中国驻越南的军队立即撤回；法国承诺不向中国要求战争赔款，保证中国南方边界不受侵犯，承认中国在越南的势力，同意在将来与越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中国威望的字眼。
"李－福协定"本为预备性条约，正式签署时间尚早。然而法国却要求中国立即履行条约撤军，中法战事于1884年6月23日再次爆发，这个协议无果而终。
占领越南并不是法国远东军事行动终极目的，法国希望以越南为跳板，将势力渗透到中国腹地。战事再起使法国有了新的借口。7月12日，法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立即执行"李－福协定"，并索赔大笔战争赔款。
法国的强硬态度激起了中国内部的强硬情绪，主战的清流党领袖张之洞迅即调任两广总督，张佩伦会办福建海防，摆出不惜决战的态势。然而，法军并没有与中国决战的任何意思。1884年8月23日晨，封锁闽江口的法国军舰突袭福州，仅一个小时就击沉清军11艘兵船，1866年以来由法国人帮助建造的马尾船厂也在这一个小时内被法国人摧毁。10月1日，法国海军陆战队在基隆登陆，宣布封锁全台湾。
与福建战线的情况相反，在越南本土，清军接受失败教训，新任将领冯子材指挥有方，1885年3月发动攻势作战，占领谅山，并将继续向北宁、河内推进。清军重获战争主导权。
然而这些优势并没有促使清军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相反，因为沙俄、日本引发的北部边疆危机再起及朝鲜问题困扰，中国政府反而决定利用谅山大捷争取和平，体面结束。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在天津签订条约，中法战争至此结束。根据条约，中国承认法越签订的所有条约，法国则撤走在台湾的军队。中国不必向法国支付战争赔款，然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至此彻底丧失。
"不败而败"的战争表明20多年的洋务不堪一击，经不起考验，外交、政治和技术上的"有限现代化"根本不足以支持重建大国辉煌。稍后，缅甸在英国干预下独立，中国又失去了一个西南屏障。
东北亚危机缘起
近代中日两国几乎同时面对西方压力，然两国采取完全不同的回应方式，结果短短几十年后，不仅两国拉开一个很长的距离，而且在东北亚形成剧烈的利益冲突。
中日异途
在近代之前的千年，日本一直是中国文明最忠实的学生之一，他们虔诚地学习中国，并将中国文明在日本发扬光大，成就了日本的民族性格。乃至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竟然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信任西洋文明，不愿接纳西洋文明，甚至对西洋文明持一种敌对立场。这一点与中国在18世纪晚期的状况非常相似。
进入19世纪，工业革命造就了西方先发国家极度泛滥的产能过剩，资本的本性驱使西方先发国家必须打开东方市场。西方势力东来或者说东方遭遇西方，其实就是能否接纳西方资本及工业产品，能否将一个尚未开发的市场拿出来与西方共享。
面对西方的要求，中国先是拒绝，继而在力量不支的时候打开部分国门。然而，五口通商根本无法满足西方资本的巨大要求，中国在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只好勉强同意扩大开放，同意变革，更由此想到通过学习西方追求富强。只是那时的中国人依然不愿坦然承认中西差异是时代差异，是农耕文明遇到了工业文明。于是，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显得扭扭捏捏，不够坦诚，既学习西方，又防着西方；既认为西方有优长之处，又念念不忘中国文明的道德优越。
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在面对西方资本要求时看得很透，接纳也比较坦然。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叩关，日本人并没有像中国那样拒人于门外。翌年，日美达成和平通商友好条约，紧闭的日本国门向西方渐渐打开。
西方近代文明的和平输入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变化，一大批下层武士逐渐觉悟，商业资产者产生了，就连德川幕府时代的贵族也觉得日本应该变化，不能固守原来那一套了。于是这几个阶层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走到一起，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在此推动下，日本政治发生巨大变化。1867年，刚继位不久的明治天皇向"倒幕派"发布一道密诏，"倒幕派"据此发动政变，宣布"王政复古"，废除幕府制度，广开言路，酝酿改革。
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宣布进行宪政改革，"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明治维新就这样波澜不惊地开始了。明治维新的价值导向，就是向西方学习，而且必须彻底。此时，中国的自强运动已经进行了八年，中国的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学西方的体制与文明。
内敛与外向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交往频繁，即便在两国都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时，也未影响两国间往来。所以日本"转身向西"的维新变革很快就传给了中国，并给各阶层以不同影响。
或许因地缘关系，明治政府在向外积极开拓政治贸易联系、寻求与各国建立正常国家关系时，自然忘不了近邻中国。
1868年，日本政府委托英国驻上海领事给中国政府带话，希望中日重建正常通商体制。两年后，日本政府专门派外交人员来华，希望与中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仿照西方惯例与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进而使两国贸易往来体制化。
此时的中国，自强洋务新政已走了十个年头，略具实力，且与西方国家陆续建构了比较正常的外交关系。由于东邻日本从来是中国的学生，既是岛国，又是小国，中国政府相当一部分人很不屑与日本交往，更不愿将日本与西方诸强并列，重构近代国家关系。
狭隘的排斥日本当然不是中国政府的主导思想，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出于战略考虑，以为中国即便不能引日本为外援，增加与西方国家交往筹码，也不应该将日本推向敌对，给自己制造麻烦。对日交涉的正确选择应该是，与日本稍事联络，维持友情，尽量不要让日本完全倒向西方诸强，成为中国对手。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中日两国政府于1871年9月签订"修好条规"，中国终于实事求是，放弃了名义上视日本为藩属的想象，承认日本与中国一样，具有相同地位的国家实体。
此时，中国的自强洋务新政已有十多年了，日本的维新不过三五年时间，但是敏锐的李鸿章在与日本使臣会晤时很快发现了维新的意义。他在写给恭亲王的信中，对日本人发奋为雄、不耻下问、追求卓越的精神高度赞佩，对明治维新的价值有充分估计，以为变化后的日本对中国未来可能具有不可测的影响。为了避免最坏局面，李鸿章建议中国应该像日本一样，坚定不移地走上西方化道路，中国只有与西方成为同等性质的国家，方才有可能继续约束日本，使之附丽于我。否则，一旦日本完成了西方化，那么必然与西洋诸强为伍，成为瓜分中国、遏制中国的急先锋。
李鸿章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充分意识到了中日在发展取向上的不同，也似乎清楚这种不同必然导致中日关系的未来紧张，因为日本走的是一条外向的开拓道路，而中国自1860年开始的洋务新政只是"自强"，只是自己埋头发展闷头赚钱，忽视了正义忽视了王道，忽视了与西方先发国家不仅要做生意，而且要有基本价值理念的认同。这是李鸿章的高明之处，后来的历史就被李鸿章不幸而言中。
中国内敛收缩的"自强运动"确实在短期内获得巨大成功，其效率比日本外向型发展高。但内敛收缩使中国付出极大代价，南部边陲诸藩国相继丢失，且相继成为中国的敌人或西方诸强的依附，这对中国未来发展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孤立主义促成了中国快速发展，但是孤立主义的代价最终也一定非常惨痛。
追慕西方外向开拓型发展模式是明治维新的时代特征，这个特征给日本带来了不一样的精神气质，使这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小国，通过充分世界化找到了自己发展的方向。
充分世界化就是就是充分紧跟世界潮流，至少在19世纪晚期，这是不必怀疑的道理。因而经过短短十几年时间，日本经过官制改革、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土地租税改革等措施，扫清了发展障碍，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引导下，日本的工商实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在不知不觉中脱胎换骨，为日本雄起奠定了扎实基础。
半岛危机
早在明治维新之初，思想家福泽谕吉就鼓励日本人自觉认同"丛林法则"，相信吞噬他国者为文明国，被人吞噬者就是失败者，胜利者不会受到历史的审判。福泽谕吉鼓励日本一定要在远东创建一个西方式的新国家。
明治维新激活了日本民族的活力和能量，使日本的发展速度远超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增长激发了日本外向拓展的力量和信心。
1884年，也就是中国丢失越南那一年，福泽谕吉预言再过15年，也就是到20世纪初年，不思进取的中国极有可能被西洋诸强瓜分。福泽谕吉告诫日本，不要错过西洋诸强瓜分中国这个契机，日本应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台湾和福建。
日本的战略意图愈发明显，中国如果在那时调整政策发展方向，充分世界化，即便日本强大起来，中日之间也不必然发生冲突。退而求其次，中国如果那时抓紧在东亚构筑一个抵制日本急剧扩张的屏障，或许也能抵消日本的威胁。然而，由于中国依然在陈旧的王朝政治统治下，即便有人认识到了这些，朝廷仍会陷入无休止的战略争论中。日本在此时急剧扩张，图谋朝鲜，其意图就是要通过朝鲜踏上亚洲大陆，进而欧亚大陆，进而全世界。我们不能由此说日本有称霸世界的野心，但我们应该承认，明治维新给日本插上了极富想象力的翅膀，这个翅膀就是要带领日本飞向世界。
假如中日之间真有竞争，并不必然就是零和游戏，广袤的欧亚大陆有足够空间供两国利用甚至开拓。然而，由于发展思路根本不一样，日本的每一个动作给人的感觉似乎都在侵犯中国的利益。
1872年，日本强制册封琉球国王为藩王，试图改变琉球的宗藩关系。只是日本的做法并没有得逞，琉球国王更倾向于与更强大的中原王朝维持旧有宗藩，毕竟那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琉球的拒绝没有使日本丧失信心。1879年，日本用武力迫使琉球国王交出政权，"废琉置县"，明目张胆地将琉球王国变成了"冲绳县"。
日本的做法激起琉球士绅阶层的反抗，琉球派人前往中国，请求宗主国仗义执言，率有道伐无道，助琉球尽逐日本人出境，恢复琉球国家地位。
在常态体制下，琉球的要求就是宗主国的义务。然而，此时中国的南部藩邦安南及西北边陲相继出现问题，中国政府虽通过外交渠道劝说过日本，但力度不够、决心不够，更没有决心履行宗主国责任。自为一国的琉球就此被日本吞并，这不仅极大损害了大清王朝作为宗主国的信誉与尊严，而且使诸藩邦感到心寒，茫然不知前途何在，与宗主国渐渐离心离德，貌合神离。
日本的意图当然不是一个琉球，日本的目标就是要踏上大陆。1875年，日本准备用武力敲开朝鲜的大门，专门派员征询中国的意见。中国此时继续奉行孤立主义外交，于是答复，朝鲜只是中国藩属，其内政外交从来悉听其便。这种答复与宗主国地位极不相称，所以等到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真的要动手时，当东北亚危机爆发时，中国不仅措手不及，而且在道义上颇显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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