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后，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付之”。11月中旬，在上海淞沪抗战失败已成定局，首都南京遭受巨大威胁的形势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自料南京无法坚守，为坚持长期抗战，遂决定依照既定方针，作出了迁国民政府于重庆办公的重大决定。11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会商，决定迁都重庆；15日，作为当时国家最高决策机关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决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之地点。”16日，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除其最高长官留南京主持工作外，其余均自是日起离南京转武汉赴重庆；17日，作为国家元首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民政府直属的文官、主计、参军三处的部分人员乘“永丰舰”启碇西上，从而揭开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序幕。
11月19日，蒋介石以国防最高会议议长的身份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并于会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明确告知与会者：“现在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11月20日，林森一行抵达汉口，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11月26日，林森一行抵达重庆，受到四川、重庆地方政府及重庆市民的热烈欢迎；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正式办公；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正式在重庆上清寺“范庄”举行西迁重庆后的第一次执监联席会议并开始在重庆办公。
国民政府在中国抗日战争前夕匆忙迁都，这个提议是谁先提出的？
此次海外抗战大后方史料搜集，工作十分紧张，资料搜集第一天即进行汇报与小结，以为第二天更加有效地利用时间，查阅并搜集档案资料，同时也为其他工作小组提供借鉴。
收获小结会上，西南大学历史学教授潘洵概括了在斯坦福大学的收获：“了解了情况，建立了联系，开展了交流，取得了共识，赢得了支持，最重要的是发掘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新史料。”
自胡佛研究所公开《蒋介石日记》以来，已有众多学者查阅并利用日记的内容，撰写出了相当多的文章。此行因为时间短暂，具有探路性，只抄录了部分年份的部分内容，但仍有一些重要的发现。
据潘洵介绍，在日记中，蒋介石对共产党有着高频度的关注，对共产党的态度和方针也时有变化，这些资料对研究战时国共关系具有重要价值。关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也有新的发现，过去认为，迁都重庆之议由蒋介石提出，但何时提出，一直缺乏史料的支撑，而在1937年8月29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则明确提出“如迁都则应在重庆”，表明在10月29日国防最高会议上正式讨论迁都问题之前，蒋介石已有迁都重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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