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起来讲，毛泽东建国以后主要抓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抓建设。有的人讲，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光搞运动了，没搞建设，这是不对的。建国后毛泽东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建设，他抓的是根本道路、根本方法问题，具体工作则由别人去做。这个道路就是有别于苏联的、适合中国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在这方面的探索有过很多，可以说是一直贯穿着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一条主线。
在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方面，毛泽东是第一人，标志就是《论十大关系》的提出。毛泽东的探索从1955年下半年就开始了，当时是从农业开始的。就是制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毛泽东在当时找一些省委书记来谈，中心就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农业现代化道路问题，提出要制定12年的农业发展规划。正是在他的带动下，围绕着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当时还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等，其他各行业也在探索怎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源头正在于此。邓小平也是这次探索的一个重要参与者。这次探索是中央领导集体的行为，也是国家的行为。虽然如此，但毛泽东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第一人，这一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毛泽东在这一阶段的探索，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几个方面的成果：第一，形成了一个总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第二，初步形成了经济建设的纲领。包括重视农业的问题、沿海和内地的关系问题等等，还提出了既要反对急躁冒进、又要反对右倾保守的思想；第三，形成了政治建设的一些基本纲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民族区域自治制等；第四，形成了文化建设的方针即“双百方针”，提倡在科学上百家争鸣，在文化上百花齐放。这些成果的升华和总结，就是中共八大路线。
接下去的一个阶段就是提出了“正处”学说，这实际上是前一阶段探索的深入。1956年下半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波澜，那就是“波匈事件”。国内也出现了罢工、罢课等事件。这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这与人们想像的进入社会主义后的现象完全不一样。在此情形下，很多领导干部都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抓闹事的坏人，把它作为敌对斗争的问题来处理。这些现象也引发了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思考。毛泽东仔细思考后认为：这些东西恰恰证明，进入社会主义以后，阶级矛盾已经逐渐退居第二位了，而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了。在当时，阶级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相比较哪个为主？毛泽东认为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
在这一阶段，毛泽东的思索包括很重要的两点：一方面，他认为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还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关于落后与先进问题的表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问题。这就促使他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现在我们每天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必须寻找新的办法解决，而不是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方法，正是在这样两方面的思索下，产生了1957年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报告。这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又一个辉煌的闪光点，其思考由来已久，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毛泽东在建设方面的又一探索是发动了“大跃进”。这是不成功的探索，关键是违背了经济规律。在“大跃进”的探索过程中，毛泽东第一次意识到他有可能会犯大的错误，但在主观上对此又缺少必要的准备，缺少足够的认识。
这种矛盾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晚年，而且越来越突出，到了他自己都很难摆脱的地步。“大跃进”的发动应该联系到当时的国际背景来分析。“大跃进”发动前夕，在莫斯科会议上缓和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一些矛盾，出现了鼓舞人心的情况，出现了一个以苏联为首的比较团结的局面。同时，苏联的卫星上天，美国的卫星发射失败，民族独立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里人气兴旺的景象交相辉映。在此情形下，毛泽东才有“东风压倒西风”的说法。他内心深处有一种紧迫感，就是要抓住这样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好形势，把中国自己的实力搞上去。此外，在“大跃进”之前，他也调查过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在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他就曾向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了解西方的经济、科技发展状况。经过调查研究，他认为有可能赶超英国。他也是经过研究论证的，并非毫无根据。只是谁也没有意料到“大跃进”会是那样一个结果。
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时期一系列错误过程中的反思及其吸取的沉痛教训，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调整时期的指导思想上。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泽东吸取了“大跃进”的教训，提出了以下思想：第一，按客观规律办事，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毛泽东曾经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问题，要按照客观规律来办事。第二，计划一定要久远，一定要留有余地。第三，做好综合平衡工作，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第四，要少而精，集中经济力量把局面打开。第五，发扬大寨精神，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这些应当说也是一次重要的探索。
总的说来，在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毛泽东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确立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当然，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行为，而是全党的行为。他还强调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消极因素转化成积极因素，为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指导思想。第二，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第三，初步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即我们仍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阶段。
毛泽东考虑的第二件大事是如何使中国赢得大国地位。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一系列的重大举措。
首先就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确立有三方面的重要影响：第一，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影响。通过这场战争，美国认识到：解决中国周边地区的热点问题，不能没有中国参加；中国人历来是说话算数的。所以才有1954年日内瓦会议邀请中国出席，才使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期间始终不敢对越南北方直接出兵。第二，对苏联的影响。苏联老大哥过去一直没有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对中国共产党人半信半疑。这场战争让苏联人认识到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地位。从此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举足轻重。波匈事件发生时，苏联就想到要中国给它解围。第三，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有影响。毛泽东早就讲：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战略上藐视它们，战术上重视它们。但在当时大多数人的眼里，美国是真老虎，不是纸老虎。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理论的正确性。此后亚非拉美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纷纷到中国来取经，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深入人心。
其次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中苏关系破裂虽然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但使中国摆脱了很多束缚，中国的外交从此活跃起来。
先是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对亚非国家的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接着又与法国建交，这是对西方国家外交取得的突破性进展。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合法席位，美国总统打破常规，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到中国来谋求关系正常化。中国在外交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再次是原子弹的爆炸。毛泽东说：原子弹我们一定要搞，再穷也要搞。原子弹是吓唬人的，打仗时真正解决问题不能靠它。但是吓唬人的东西我们也要有。事实证明，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力量，是在美苏两极格局中谋求大国地位的一个有力资本。此外，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也推动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大国地位的形成。毛泽东对中国赢得大国地位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理论上的贡献。他清醒地分析了在美苏两极格局下的整个世界局势，认为世界局势的实质性问题是中间地带问题，先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70年代又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一理论既是中间地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又高举了反霸、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以及中国永远不称霸这三面旗帜。这三面旗帜至今仍是我国外交的基石。第二，在实践上，毛泽东使中国突破了美苏两极格局，顺应并推动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使中国赢得了独立的大国地位。第三，在外交指导思想上，他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这个基础有三个关键的方面，一是独立自主，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是反霸和不称霸。
第三件大事就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这个问题，对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不容回避。关键是如何正确地处理好它。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毛泽东始终在考虑这个战略性问题。对此他形成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看法是1956年的“两论”，即一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是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集体思考的结晶。“两论”实际上是根据苏联的情况，尤其是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即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执政地位。这次探索有两大成果：一是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二是要防止个人崇拜的问题。八大集中体现了这些成果，并写入了党章。“两论”是毛泽东等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无产阶级如何巩固政权的第一次总结。
接下来就是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正处”学说既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指导方针，又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一个基本理论基石，实际上是“两论”探索的进一步延续。“两论”中的“再论”已经指出，在国际范围内怎样区分是与非、怎样区别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一个根本立场的问题。“正处”学说则把“两论”应用到国内，是前面探索的继续。此后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导致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但在当时并没有认识，更没有很好地总结教训。
下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1962年夏天以后重提阶级斗争。当时毛泽东并没有马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1963年“后十条”概括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有两个重大的失误。第一，他把很多党内的意见分歧看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当时在西楼会议上，人们对形势的估计是严峻的。这带来一个积极的效果，就是措施比较到位。
应该说，没有当时提出的一系列的措施，就没有后来国民经济的很快好转。但是，会上对形势的估计有过头的地方，如估计农业的恢复要5～8年，而且是在包产到户的前提下，若不搞包产到户，起码要8年。毛泽东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认为这些同志没有把“六十条”在农村贯彻以后发挥的政策威力估计进去。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估计有正确的一面。他估计到了“六十条”在农村产生的巨大威力，估计到了人的积极性。但是，把刘少奇等人的意见作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党内的表现，无论如何是不能成立的。第二，他犯了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错误。毛泽东在提出“正处”学说时强调要把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不能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贡献。但到了1962年，他却把这部分矛盾从人民内部矛盾中划出来，实际上把它看作敌我矛盾的一个特殊形态。毛泽东在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就提出：矛盾有两类，一是敌我矛盾，一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虽然接近，但是要有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在争夺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富裕阶层，这个争夺战还没有完，要贯穿整个历史时期。这里虽然还在讲区别，讲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但侧重点已经在向敌我矛盾靠拢。后来他对这个论述又有进一步的延伸，最后概括为十中全会公报里关于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这个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就导致了他后来把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扩大化。“四清”运动是毛泽东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又一重大举措，是在当时国际上开展反修斗争、中苏论战，国内强调防修的背景下开展的。“四清”运动的初衷确实是针对那些贪污腐败分子，想找出一条反修防修的途径。但从1964年开始就逐渐演变成一个悲剧。这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注意力已经从基层转到上层。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得出结论，认为下面犯事，上面肯定有根。所以他提出要追根，搞工作队。在这方面，毛泽东的许多思想与刘少奇一致。两人意见发生分歧是在1964年八九月间。到了这年年底，在讨论“二十三条”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当时运动中出现问题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1月毛泽东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对运动的指导。这些批评都是他思想中发生的重大变化。毛泽东看到了“四清”运动中出现的一些过“左”的做法，如对当地干部、群众的不信任，搞得空气非常紧张等。他纠正了这方面的一些错误。但是他却把矛头指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这些人是下面那些“四不清”干部的保护伞。所以他提出，不能只抓住枝节而掩盖了大的、根本性的问题，实际上是要酝酿更大的政治运动。这样问题就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最后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总的来说，毛泽东所提出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命题，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重大课题。他在这方面的探索，从一个正确的命题开始，提出了许多像防止和平演变那样重要的、富有远见的、有指导意义的思想，但也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错误的集中表现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