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在即，关于中国政改的话题也不绝于耳。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早在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提到，要防止“文革”思维重现一事，一度引起极大反响。近日，再有学者就温家宝的“文革重现”表示，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某些元素事实上已在复活。
被尊称“法治三老”之一的中国著名法学家、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顾问郭道晖日前表示，温家宝警告文革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绝非危言耸听。当然，历史条件不同，当前全面复辟文革的可能性不大；但文革的某些元素则事实上已在复活。这种事例几乎俯拾即是。
郭道晖还称，如果说，文革时期对敌斗争的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黑帮----走资派”；前些时在重庆则是“黑打”。这些都是非法律的模糊语言，可以任意作扩大的解释。据媒体透露，重庆市几年来的打黑，不循法律程序，滥用拘捕、刑讯等非法手段，竟“破获”了600多个“黑社会组织”，抓捕成千上万人，制造了成百上千的冤假错案。他们蓄意将一些民营企业富商也当作“黑社会”头目扫除，并非法没收其资产，类似上世纪50年代对资本家的“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
近年中共领导人虽然提出“以人为本”的正确指导理念，但一些部门和地方有些党政领导人常挂在嘴上的口头语仍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搞“分化、西化”、“和平演变阴谋”，“亡我之心不死”。这种过敏或过度反应，实际上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遗留。即使果有其事，也不能作为拒绝政治改革、打压公民和社会组织维权活动的借口。有些掌权者一遇群体性事件，往往不反思自身的过错，不尊重公民有批评建议检举控诉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宪法权利，就诬指民众是受境内外“敌对势力”挑动，以“维稳”的名义，动用警力予以打压。至于某些对国是有不同意见的所谓“异见”人士，也常被当作敌对分子予以严刑惩处。这些实际上还是阶级斗争的文革思维的体现。
现今中共的各级党委的政法委事实上也仍然凌驾于公检法司等国家机关之上，或取代了他们的职权。近年出现的一些错杀的冤案，其中有些就是出于上级政法委的强行非法干预所致。如河南“杀人犯”赵作海冤案，本来当地检察机关和法院人员
认为证据不足而几次发回重新侦查，但迫于上级政法委的“指示”，只好硬判“死缓”。11年后，被“杀死”的人却忽然活着归来，从而宣告所谓赵作海杀人是彻头彻尾的冤案，赵作海也被无罪释放。但此前另一个情节类似的“罪犯”则没有赵作海的“幸运”，早已人头落地。
1987年中共十三大曾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这个干涉司法独立的机构。但1989年发生“六四”政治风波后，1990年初又恢复了中央政法委员会。
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站在直面社会冲突、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权益的第一线，本应是一支勇敢战斗、为民服务的力量。
长期以来他们位居“老大哥”的强势地位，受人尊敬，这自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但也由于他们手握强权，不受制约，也易于滥用权力。而各级政法委书记大多是原公安机关的首长。有的政法委领导人公然宣称司法机关是专政机关。有些地方的公检法机关成为地方贪官污吏的门丁和打手。重庆原公安局长和政法委书记王立军的胡作非为就是一个恶例。他居然无视公民与媒体对公安等政府机关和人员的监督权，公然号召“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号称“双起”。再如对李庄律师的起诉和强迫犯罪嫌疑人去“检举”替他辩护的律师，在李庄刑满释放之前还企图另加新罪重审，其违反司法伦理、践踏法治的霸道，于此可见。
近年这类“专项斗争”，形成对司法官员的政治压力，扭曲了司法公正。有的地方为了制造声势，又搞起群众大会“公审”，或押解妓女游行。最近河南省的周口项城市还举行“春季严打整治推进会”，将被拘押的41名“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疑犯反绑双手，挂黑牌，押到广场蹲下示众。重庆的“唱红”也搞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传箴言”为例，据媒体报道，重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均被要求每人必须发N条短信，各个单位也下达了发送短信总量的任务。有的区县更成立了“红色短信研发中心”，组织专门人员创作编写“红色短信”。据《重庆日报》报道，市主要领导人2009年4月28日亲自创作并上传一条“红色短信”，这条“红信”到该年6月初已被转发了1,600多万次。前些时重庆曾将15,000套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光碟下发到全市所有学校。还组织千人来北京举行专题“唱红”大会。媒体报道说，从“唱红”、办“红色频道”，到现在“红色光碟”入校园，重庆可谓“全市上下‘一片红’”了。而这种红色运动的政治动机，无非是企图借恢复人们对已故领袖的膜拜，树立当地领导人的权威。
文革某些元素的遗毒之所以还在一些地方、一些事件中表现出来，基本缘由还在于文革结束以来，中共虽然进行了经济改革和某些局部的政治改革，但产生文革的政治制度的根基基本没变。诸如“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第一把手说了算”，权力无制约，司法不独立，政法委擅权，公民无自主的选举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这就是如温家宝总理所忧虑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虽然历史条件已大不相同，像极“左”势力所盼望的全面复辟文革，难以如愿；但像重庆这样，特别是某些文革元素的局部乃至大面积复活，则已是可以触摸到的现实。
长期以来，人民期待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讲得口干舌烂，但政治体制改革还是难有进展。
正如2012年2月23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所尖锐指出的：“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
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评论尖锐地指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刊物《人民论坛》日前还推出纵论新政治观的系列文章，称确立现代政治观或曰新政治观迫在眉睫，反映出中共内部已经有了这样的讨论，从一个侧面预示着十八大后或会在确立新政治观方面有所着力。中共中央党校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发文认为，中国确实需要树立现代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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