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上，有委员批评了当下大学管理体制行政化的倾向。而几天前，媒体报道了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因与一位学院领导“冲突”而可能被迫离开学校的新闻，这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大学管理行政化问题的关注。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称，“大学就是大学，没有什么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
温儒敏认为，改革大学管理体制行政化，有两点是可以较快实施改革的：一是取消校内的行政套级。学校和院系不要再去套什么级，从外边派来学校的官员，一般也不要再套外边的行政级别。在学校起码要逐步淡化“官本位”。现在有些老师教授可以不当，非得去竞争一个“处长”，这实在有点可笑。其二，职能部门改变机关化，确实往服务教学方面转。不应当处处想着“管理”，不断给下面“找事”。
温儒敏称，学校许多不好的风气都是外边刮进来的。如果教育主管部门能带个头，想办法淡化学校的“官本位”，而不是给它火上加油；如果上级不是给学校那么多的行政干预，不再把学校当作一般的“下级单位”来围绕自己转，那学校的改革就比较好办，管理行政化过分的现象也就会逐步改变。
温儒敏指出，中国大学的发展也应该借鉴，小型、地方性、工科技术型院校也应该允许私人资本进入，造成学校在董事会引导之下的资本配置，这是增强中国高校活力的釜底抽薪的做法。国外的情况不一样，但在指导思想上是共同的：无论是私立的还是国立的，一旦钱给了学校之后，除了跟审计、税务发生关系，这笔钱的使用政府无权干涉。国外的高校大多是自治的。大学校长，是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成立的遴选委员会选出来的，遴选委员会成员是在全球招聘产生的。这样的举措，在中国目前是可以采纳的。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都是这么招聘的。
温儒敏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
“大学就是大学，没有什么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我们可以通过制定完善高等教育法，硬性规定行政人员、后勤人员和教师的比例。”许章润表示，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是：知识创造的中心，思想激荡的圣地，自由精神的堡垒。
博客原文：
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
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我在博客上的自我介绍，说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也许，这个介绍，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改变，我将不得不被迫离开人民大学。
事情是这样的，自去年5月以来，我跟学院的领导，确切地说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先生，发生了一点在他看来是非常严重的冲突。那是在去年的职称评定会上，因为政治学系萧延中先生的教授职称问题，我在会上发表我的意见，因为萧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蜚声学界的学者，到现在还不能评教授，实在是说不过去。在我发言的时候，院长两次要打断我的话，都被我制止了。因此，我的发言和不许他打断的行为，触怒了他。他认为我对他没有起码的敬畏之心，因此必须把我撤职，弄臭，而且赶出人民大学。尽管我这个小小的系主任是大家选的，但要想撤掉，不过是他一句话的事，但是，要想把我赶走，制度上没有赋予他这个权力，因此，自那时以来，院长大人组织了若干会议，找了所有跟我有关的人谈话，一句话，要人们切割跟我的关系，让我羞辱性地去职，在众叛亲离中被迫离开人大。在这期间，关于我的种种流言在学院和上级领导机关流传，说我没有任何学问，甚至没有专著，只知道捣乱。虽然说，我在近代史和政治学界还不无微名，到目前为止，著作量在国际关系学院也是最多的几个人之一，但我在学校领导那里，却还是个陌生人，所以，我们院长的话，至少在学校方面很有市场。
我的捣乱者形象被敲定，跟另外一件原本跟我不相关的事也有关。那是去年暑假毕业生毕业前夕，已经拿到派遣证，我们学院马上就要离校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们，居然还没有拿到本该发给他们的论文答辩费，这个费用，一个博士生，是1800元，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毕业生屡次和院领导交涉，但均无结果，而且对方态度蛮横。最后，学生将之捅到了媒体，某报记者由于认识我，跟我核实，我当然不能说谎，但我还是跟记者说，在见报之前，最好跟我们主管的副院长协商一下，如果对方答应发钱，事情不报也罢。记者去商量了，结果挨了一顿骂，当然，事情见了报，报道中说了跟我核实的事情。这件事情，被我们尊敬的院长，用来作为证明我如何吃里扒外，给学校捣乱的铁证。虽然，我对人民大学有感情，因为它毕竟是我的母校，但是，离开这个学校，对我来说，天也塌不下来，就是当不了教授，我也能活。只是，我对我的学生，还有依恋，多少有点舍不得他们，在人大任教的十年，我对他们尽了我的力，我对得起我的职位，更对得起这个教授的职称。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将离开人大，离开我的同事，离开这些在高压之下，依然不肯跟我断绝关系的朋友，离开我的学生，我一直以来非常在乎的学生，为了避免你们没有准备，在此先打个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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