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的传记广受好评。在该书的最新一卷中，罗伯特·A·卡洛(Robert A. Caro)重复了一个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由来已久的错误说法。根据有关那次危机的早期记述，他描写了1962年10月24日发生的一场对峙，对峙双方分别是美国的驱逐舰和将核导弹运往古巴的苏联船只。根据卡洛的叙述，苏联船只距离封锁线“只有几英里”，但在最后一刻却离开了。
在时任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自己的记述中，他在当时说了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我们怒目相视，我想，对方眨眼了。”
“怒目相视”的场景非常有戏剧性（在2000年的电影《惊爆十三天》[13 Days]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但它也导致我们做出了一些灾难性的外交决策，包括约翰逊任内的越战升级以及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任内的入侵伊拉克。
如果这只是一场学术辩论，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幸的是，这个说法已经变成了衡量总统是否够强硬的标准。上月，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呼吁奥巴马总统为伊朗设定一条“清晰的红线”，就像“肯尼迪总统(Kennedy)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设定红线”那样。
在研究2008年出版的一本关于那场导弹危机的书时，我根据美国的情报记录，将那期间苏联和美国船只的位置标了出来。我惊讶地发现，在发生被信以为真的“怒目相视”的对峙时，苏联的主力舰基莫夫斯克(Kimovsk)号实际上距离封锁线约1200公里，正在向苏联返航。为避免发生海上决战，当时的苏联总理尼基塔·S·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大约30小时之前就下令让运载导弹的运输舰返航了。
肯尼迪肯定为“怒目相视”做好了准备，但对峙并未发生。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和赫鲁晓夫一样，肯尼迪远没有关于那场危机的最初叙述中所描写的那么强硬。那些叙述几乎都是由白宫口授的。白宫内部讨论录音的文字记录以及参与者的笔记显示，肯尼迪准备做出重大让步，包括公开同意，如果苏联撤出部署在古巴的导弹，美国就撤出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他可能还打算放弃美国在关塔那摩湾的海军基地作为条件。
尽管1962年10月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非常高（肯尼迪有不同的预计，可能性在20%至50%之间），但那并非是由意愿的冲突导致的。真正的危险来自于“战争的迷雾”。随着两个超级大国都准备好要进行一场核战争，事态严重恶化的可能性也迅速增加。所幸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清楚这种形势。在最让人紧张的“黑色星期六”，这中形势变得尤为明显。
到了10月27日星期六，两位领导人都不再能完全驾驭各自庞大的战争机器了。它们都已经各自发动，顺着惯性前进了。驻扎在古巴的苏军将战术核武器对准了关塔那摩湾，还击落了美国的一架U-2侦察机。另外一架U-2飞机在前往北极执行“例行”的空中采样任务时，在苏联上空失踪了。苏联投入了米格战斗机，试图击落美国入侵者。阿拉斯加防空司令部(Alaska Air Defense Command)则命令装载战术核导弹的F-102拦截机紧急起飞。
在加勒比海，美军的驱逐舰试图迫使一艘苏联潜艇上浮，气急败坏的潜艇指挥官，最终被部下劝阻，才没有发射核鱼雷。
当这一切都结束之后，肯尼迪的助手在叙述事件经过时把总统说成是始终掌控着全局。后来，小亚瑟·M·史列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称赞肯尼迪能精确地计算向古巴和苏联施加的威胁，说总统表现出了“沉着、清晰和良好的控制”。
白宫的磁带表明，肯尼迪对“红线”的意义远比他的幕僚更谨慎，不那么确定无疑。他把禁运，或者按照他偏爱的说法：“封锁”，看作是为谈判解决问题争取时间的机会。但他的助手们却相信了他们自己的宣传。他们认为，用“有控制的升级”这样的策略对付北越同样有效。根据1968年接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担任国防部长的克拉克·M·克利福德(Clark M. Clifford)的评价，他们“有一种错误的信念，认为不管情况如何，不管是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都不会有人能成功挑战美国军队”。
2002年，布什总统在辛辛那提的一次讲话中，也犯了决定命运的重大错误，说肯尼迪是他先发制人战略思想的先驱。事实上，肯尼迪当时曾竭尽全力地避免发生战争。他非但没有“忽视”赫鲁晓夫提出的土耳其导弹换古巴导弹的公开建议，而且还说这是个“不错的方案”， 派了他的弟弟在10月27日夜间同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签署了协议。（事实上，美国对这份导弹协议保密了很多年。）
在决定如何应对赫鲁晓夫方面，肯尼迪因为读了《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而深受其影响。该书讲述了一战的起源，由芭芭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所著，1962年出版。他从书中吸取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错误和误解可能引发一连串不可预知的事件，导致政府在并不确定后果的情况下开战。
约翰逊总统和布什总统在考虑该越南和伊拉克政策时，本该更加明智，考虑书中提出的历史教训，而且这个教训，时至今日依然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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