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来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埋怨政改迟缓是因为“理论准备不足”一事，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刊发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的文章，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而所谓的“理论指导”、“路线图”、“时间表”等经过实践却一塌糊涂，是“外行话”，并列举三大难处表明政治改革难有理论先行。而房宁强调“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改观点，已不是首次提出。
理论指导先行是“外行话”
房宁表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学术界、舆论界一直以来有一种议论，认为中国的政治建设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理论指导，需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需要进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以求“突破”。这些议论和看法本意和初衷是好的，但坦率地说，它们大多属于似是而非的外行话。
房宁表示，政治改革难有理论指导先行，鲜有顶层设计，这与社会政治领域的特殊性、复杂性有关，而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认识与研究的难有三处：
其一，政治问题的综合性和关联性强。世界原本没有“政治”，政治是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在原有领域得不到解决而集中转化到政治领域中来的。政治问题涉及面广、关联因素多，尤其是在面对政治体制改革这类重大问题时，需要的是对相关问题进行穷尽式的研究与认识。相形之下，那些“一管之见”、“片面的深刻”之类具有部分真理与价值的认知，往往是没有意义的。
其二，政治问题的重复性差。科学研究需要研究对象具有稳定性和重复性特征，而这正是社会的政治现象所缺乏的。自然科学可以通过重复的实验认识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就没有那样幸运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往往不会重复出现或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再现。研究对象的单一性、一过性，导致政治学研究实际上是缺乏研究对象的，因此其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要大打折扣，难度增加了许多。
其三，政治决策责任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关乎国家命运，决策者责任重大。政治发展是条“单行道”，开弓没有回头箭，重大政治决策一旦做出，往往会决定一、两代人的生活。政治决策一旦出现失误，往往没有挽回的机会。看看俄罗斯吧，当年那个有着迷人微笑、聪明又开明的戈尔巴乔夫把国家带上了绝路，俄罗斯人民花了20年重新选择了一个不苟言笑的严厉的普京。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但整整一代人付出了代价。
而早在2010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引起非议时，房宁就宣称，政治体制改革也要“摸着石头过河”。政治体制改革很难有一个事先的蓝图，具体做法还是要靠“摸着石头过河”。许多先有理论、先有“路线图”和“时间表”的改革到头来都是凶多吉少。
“摸着石头过河”意在强调实践第一
中国在30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进行了大量探索，获取了丰富经验，也形成了自己的方法，其中最重要和最具特色的是“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三条经验与做法。
一是“问题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既然无先例可循，又难于做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从现实中的问题出发，从解决实际问题中选择突破口，实为明智之举。从问题出发，避免了“想当然”。解决了现实问题，则证明做法的正确和取得了初步成功。靠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而积小胜为大胜，可以减少因主观认识的局限和判断失误带来的风险。
二是“经过试点”。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大量试点，几乎所有的改革尝试和举措都经过了实验。这是十分正确的做法。试点是用实践检验政策和理论，试点可以给人们纠正错误的机会。历史经验表明，政治体制改革最忌“一揽子”方案，一旦失误满盘皆输，连纠正的机会都没有。任何政治体制改革只要经过试点就不会有大错，即使是改革失败了，那恰恰意味着避免了更大的错误。试点，具有分散风险的意味。三是“统筹兼顾”。政治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政治体制改革忌讳“单打一”，政治改革局部的成功未必具有多大的价值。实践表明，有些改革在某一方面带来的效益，但却在其他领域引发新问题，正所谓“按下葫芦浮起瓢”。因此，政治体制改革重在评估其整体的效应，即使一时一地取得了成功，也不能因此而坚信不疑，还要评估其连带的效应，看其在更长时间和更大范围内的效果如何。
“摸着石头过河”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得来的宝贵经验。那种“图虚名，招实祸”的事情不能再做了。“摸着石头过河”看似“不解气”，看似没有“顶层设计”高明，也没有“理论突破”来的痛快。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比“高明”，不是图痛快的事。政治体制改革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福祉，来不得半点闪失，容不得半点浮躁，更不能不懂装懂、指手画脚。关心和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是件好事，但要有科学的精神与方法，要有专业知识，要长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还需有宽阔的国际视野。
房宁最后总结到，“摸着石头过河”意在强调从实际出发、实践第一；“摸着石头过河”意在强调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诗意，是句大实话，但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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