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为想多一点时间“听取”议员意见而推迟施政报告，浪费大好光阴。本可以宏观、全局地讨论施政纲领的10月，变成聚焦只讨论一项长津政策的10月，变成不同政治势力在程序上互相批评的10月。
香港立法会的新会期开始。按照香港的政治传统，政府领导人在立法会复会时发表施政报告，宣示未来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的施政纲领和立法议程。议员得悉政府计划后可以支持、可以反对、可以辩论。立法会亦会因应政府的政策和立法计划编排工作日程。上述种种都是公开进行的政治活动，无论选举制度有多民主，一个公开的政治运作日程是成熟政治的重要指标，是市民参与的基石，亦有利于不同政治势力就辩论作出全面的准备。
回归以来，董建华曾经选择在2002年当选连任后不依循上述传统，在2003年1月发表施政报告。这个改动并无意义。曾荫权接替董建华后，马上恢复了传统。梁振英就任特区第4届行政长官后效法董建华，把第一份施政报告推迟至2013年1月，理由是想多一点时间“听取”议员意见制订施政报告。
上述理由令人莫名其妙。施政报告是政府的纲领，不是立法会议员的报告。施政报告发表后，议员会讨论，他们有很多时间发表意见。公众没有期望政府与议员对施政报告意见一致，反而是期望议员监察政府。
今届立法会虽有为数不少的新议员，但除了只有一个议员的新民主同盟外，其它党派大致上与上届没有大分别，只是势力对比有点变化而已。9月初，立法会选举结果已经知悉，特首可能需要因应立法会内新的党派分布形势对施政纲领作出调整，但无论是整个立法会或者是地区直选议席，香港的政治格局没有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没有必要因应立法会选举结果对施政纲领作出大的调整。
此外，一方面政府说听取立法会议员意见来制订施政报告，另一方面政府又会在一些政策争议中强调特首竞选政纲中的一些政策已经咨询民意，不必再经过政府制订政策的咨询惯例，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例如在6月底至7月初，候任特首办以至新政府与立法会就政府改组方案强烈角力。当时梁振英便多番强调这是其政纲内容，不用再作咨询。
最新例子是长者生活津贴。容或这项政策有其可取之处，但政府未作任何咨询便要求立法会匆匆通过拨款，是偏离常规的做法。政府强调这项政策早已见诸梁振英的竞选政纲中，而他在上任后亦曾在7月到立法会重申会推行这项政策。但有关政策的细节只是在10月才出台。即使是支持政策的人士，支持长者生活津贴应有入息和资产审查的人士，也有权就入息和资产标准表示意见。现在政府坚持整项政策连细节内容也不能改，是非常恶劣的施政作风。
在长者生活津贴的争议中，政府寸步不让的其中一点理据是财政纪律。但政府在没有发表施政报告的情况下，以所谓“成熟一项”便“推出一项”政策行事，本来就是破坏了财政纪律。
施政报告能让议员及公众对政府的政策大计有一个全局的掌握，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政策的优次，然后按公共财政状况及政策的优次来分配公共资源。这样做才能有财政纪律。这样做才能让财政纪律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接受公众监督。
继续以长者生活津贴为例。如果这是一项扶贫政策，政府应该让公众知悉究竟有多少项新的扶贫政策可能推出，以及为扶贫这个大项目预留多少开支，而这些开支何以比其它社会福利项目或者社会服务更为优先。
长者贫穷包含长者和贫穷两个内容。有些经济拮据的长者并非急迫到每月非要再多1,100港元福利金不可，反而可能渴求较佳质素的小区护理或者院舍服务，为什么政府选择派现金津贴而不投放资源在这些方面呢？至于贫穷方面，有民间团体调查发现不少长者本来合资格申领综援但没有这样做。他们需要的不止于2,200港元津贴。有什么方法可以协助他们申请综援，更有效地减少贫穷长者的数目呢？
从上述问题可见，每年政治会期开始时，先有施政报告的传统是有其实质作用。可惜的是，梁振英政府以一个不太象样的理由偏离了这个传统。本来可以宏观、全局地讨论施政纲领的10月，变成聚焦只讨论长者生活津贴一项政策的10月，变成不同政治势力在程序上互相批评的10月。10月即将结束，光阴就是如此浪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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