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已在北京开幕，紧随其后即将召开的，即是产生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的十八大换届大会。值此关键时间节点，美国《纽约时报》及英国《金融时报》等纷纷将目光锁定在了中国未来10年可能面临的风险和考验上。结合胡锦涛“7•23”讲话中提到的四考验四风险，中国未来10年的图景呈现出基本轮廓。
“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胡锦涛在“7•23”讲话中发出的振聋发聩的警示之言。“前所未有”放在“机遇”前，往往会紧跟着一连串对中国未来一片光明的美好期许。而同样的限定词放在“挑战”前，则可以就此延伸出很多值得讨论的话题。毕竟，比起歌功颂德式的宏大说辞，中国各个舆论场域更加偏爱在尖锐的批评上做文章。
客观而言，胡锦涛讲话中所提及的考验与挑战，通常包括四个方面，即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以及外部环境的考验。由此推及，就带来了四种风险，即精神懈怠的风险、能力不足的风险、脱离群众的风险、消极腐败的风险。将此四大考验与四大风险放置在一起，不免勾画出一幅“中共八面楚歌”的图景。
执政考验居“四大考验”之首
在众多对胡锦涛“7•23”讲话的解读中，尤其引人关注的便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这条“新路”的讨论。而突出的高关注度，背后自然附带着一定的深层次意味。放在“四大考验”问题上，一个显在的标志，即是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被当做重点置于最前面。
首先是执政的考验。所谓执政考验，对中共来讲，就是如何保持长期执政的考验。通俗地讲，就是如何让老百姓拥护，取得长期有效的认同感。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中共从自身执政能力和水平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维护好党的整体形象，不让老百姓失望甚至绝望。
事实上，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共一党专制屡遭诟病，尤其是对其执政合法性的质疑尤其突出。进入2012年，正值中共十八大换届年份，所以来自各界的反诘和质疑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有效纾解民众揣度和疑窦，中共高层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保持党的纯洁性，同时辅之以切实的作为，如铁腕反腐、绝不姑息养奸等，就是为了一步步将执政考验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其次是改革开放的考验。从胡锦涛“7•23”讲话中不难看出，改革开放被放在了突出且异常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以及“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都是对改革开放最掷地有声的肯定与推崇。而今，在中共坚持走改革开放这条“新路”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噪音、杂音。比如回到计划体制的“老路”，或者照搬西方资本主义走上“斜路”。在这样的一个“三岔口”的历史节点上，改革开放面临考验的紧迫性不言自明。
再次是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其实，在“四大考验”中，不管是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还是外部环境考验，均与市场经济考验息息相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多元利益群体并存，党员社会身份随之复杂化。历史和现实也一再证明，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远比在计划经济时代面临的情况复杂得多。这也就意味着，市场经济的考验如若处理得当，其他三个考验也便游刃有余。
最后是外部环境的考验。其实，胡锦涛不止在一个场合以“前所未有”来定义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考验。在“7•23”讲话中限于篇幅只是一笔带过，而在十七届六种全会上，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心论调下，则直接点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其实，说到外部考验，并非一个静态的、一尘不变的，而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国际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动态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避免被卷入大规模战争，以便一心一意谋发展；冷战结束、苏东剧变后初期，重点在营造国际政治环境，妥善应对政治压力；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综合实力的增强，国际社会渗透于“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的“酸溜溜”心理，让中国的外部考验更加严峻、突出。
“四大风险”警钟长鸣
把精神懈怠的危险放在“四大危险”之首，是与中共一贯强调的“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精神”比照而言的。精神懈怠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比如理想信念动摇、视规章制度为无物、工作作风不实、奢靡铺展浪费等。而之所以会产生精神懈怠，与中共长期执政带来的腐败、民怨沸腾、执政地位丧失、公信力频亮红灯等直接相关。此外，还有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事任免制度的透明度、危机意识淡薄等因素的影响。有分析人士将此危险归于源头性问题，即“精神懈怠”是“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根源，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其它三个问题都难以解决好。
其次是能力不足的危险。对中共而言，能力不足主要体现在执政能力不足方面。中共《解放军报》早在2012年3月份就曾撰文高呼，警惕“能力不足”的危险。胡锦涛自十六大以来，也在多个场合强调了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性。但既然“能力不足”被划入危险行列，那么如何在铤而走险中化险为夷，就成了摆在中共当局面前不得不着力解决的一道难题。比如在各界大声疾呼政改之际，中共也只是通过党报党刊言明了政改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至于如何落实、开展，中共并未表现出长远规划的姿态。再比如中日喧嚣了数月的钓鱼岛争端，也成为了民众指摘的“话柄”。其间的做法或言词，不论是外交的一贯坚持，还是为避免战争做出的宏观考量，总归在普通民众看来，便是一种能力不足的外在表现。
再次是脱离群众的风险。提到脱离群众，就会自然而言联想到“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口号。当自诩为老百姓“衣食父母”的官员一再喊出“听群众的还是听党的话”、“为党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的雷人话语时，“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口号不免显得苍白无力。
权力的张狂背后，附带着的是脱离群众的风险的长鸣警钟。
最后是消极腐败的风险。据中共纪委监察部10月15日消息，自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中国已有66.8万人遭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万多人。这是中共官方向外界摊开的“腐败牌”。而即将面临司法审判的薄熙来，无疑在中共腐败史上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消极腐败的危险，虽然近乎成了中共历次会议上被“说烂了的”话题，但还是未能摆脱沉疴，还是犹如悬在中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可能因此引发的沸腾民怨、以及不信任感而导致政息人亡。
在考验与风险的问题上，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以《胡温的政治遗产》为题目连发的两篇文章中也有提及。邓聿文认为，过去10年中国“甚至问题比成绩还多”，致使中共自身面临统治的合法性危机。网络及以网络为依托的新媒体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态，极大地催生和提升了大众的民权意识，从而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控制与治理构成了挑战。邓聿文罗列出的中国十大问题中，也提到了维稳和民主化改革----救火和维稳式外交缺乏大视野、大战略，未能有效利用国际大变动带来的机遇，导致自身被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未能如期望还权于民。虽然也在强调民主、自由、法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实际进展有限，应该拿出勇气，走出政改和民主化的第一步。
将“四大考验”、“四大风险”放置在一起，俨然一幅八面楚歌的图景。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如何破解这一迷局。即将在十八大卸任的胡锦涛，一再强调科学发展的重要性，而对于当前内忧外患层出不穷的中国来说，如何才算科学，怎样才能发展，点明考验与风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接下来，如何将考验与风险化作机遇，如何让机遇成为科学发展路上的“引擎”，不仅关系着中共政治体制改革能否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一从东亚病夫一步步强大起来的大国能否长治久安。
随着中共十八大的临近，加之一股讨论新政治观的氛围已渐成气候。在这一政治土壤“肥沃期”，政治确定性带来的社会稳定和民心安定，除了将理论层面的高谈阔论付诸实践外，也丝毫不能放松或对警钟常鸣的考验与风险选择性失明。中国一贯倡导“以铜为镜”、“以古为镜”、“以人为镜”，而如若镜子中被奉为圭臬的参照系都是歪曲的、变形的、糟粕的，那么又谈何取其精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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