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的失败不在于他所创立的现代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现代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而在于他所实行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思路和手段的过失。也就是说，毛泽东晚年的失败“不在制，而在政”，不是他所创建的制度的失败，而是他决策的失败。而戈尔巴乔夫的失败却在制，他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解散了苏联共产党，摧毁了整个苏联，而且是无可挽回的毁灭。他的失败所造成的既是历史的大悲剧，又是历史的大倒退。对此，不论是俄罗斯人民，还是其他独联体国家的人民都深有体会。
以上这段话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先生的妙论。这是他在接受《决策与信息》杂志（2012-10-30）专访说的。
“毛泽东晚年的失败‘不在制，而在政’，不是他所创建的制度的失败，而是他决策的失败。”----这是胡鞍钢先生对毛泽东的“盖棺定论”。
毛泽东早已“盖棺”，官方却难以“定论”，倒是民间物议纷纷，可又作不得数。按照身份来说，胡鞍钢先生算是官方理论家。他对毛泽东的这个“盖棺定论”是不是代表了“圣裁”？人们不得而知。按照中国特色政治的惯例，对于毛泽东的权威定论，不可能由一位如胡鞍钢先生这种身份的人物来做出。充其量，胡鞍钢先生的这个“定论”（姑妄谓之“胡论”），也不过是“火力侦察”而已。
因此，我就大胆地说几句，以回应“胡论”的“火力侦察”。
诚如胡先生所说，“这里的‘制’是代表一整套制度”，而“这里的‘政’是代表一整套政策”，二者的界限是明确的。人们不仅要问：在“制”与“政”之间，到底孰为根本？愚见以为，“制”当然是根本，所有的“政”统统归之于“制”的统辖之下。这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制”，就会有什么样的“政”，而绝非相反。
明乎此，下面我们就来讨论毛泽东晚年的失败，究竟是不是“不在制，而在政”。
说实话，毛泽东治理中国最大的失败，就在于他没有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在他执政之前，毛泽东对于中国的国情，在认识上比较清醒。他多次说过，中国最缺乏的东西就是民主；而怎样走出那个“周期律”，毛泽东的意见也是民主。这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可惜的是，等到毛泽东住进了中南海之后，关于民主的说辞，统统被他吞到自己的肚子里去了。毛泽东在革命的时候，高唱“我们要的是民主和自由”，“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执政后呢？他就根本不要民主了，他是要让一切民主的制度死亡。
中共执政前夕，也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夜，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声言要搞“人民民主独裁”。
他的“人民民主独裁”还有个别具匠心的说法：“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是假，秦始皇倒是真。秦始皇搞的是什么？就是皇权主义。而皇权主义的精髓就是“家天下”，“一言堂”。毛泽东统治中国近乎30年，把“家天下”，“一言堂”发挥得淋漓尽致！
据说，毛泽东17岁的时候，也就是1910年，他写了第一首诗：《咏蛙》。他在诗中写道：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这首诗到底是不是毛泽东所作，留给专家去勘正。但是，其中的“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却真真切切地表现了毛泽东的执政风格。在他统治中国期间，所有的军国大计，那一条那一款不得他首肯能够行得通？大家一定还记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里面有篇文章《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其中赫然写道：“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可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显然，在毛泽眼里，唯有他才是“中央”，其他的领导人统统都是他的马仔。这不就是“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哪里有一丁点民主气味？当然了，毛泽东的所谓民主，就是“民主集中制”。什么是民主集中制呢？就是大家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但是，决定权在毛一人。在这一点上面，毛泽东就是活着的秦始皇。毛泽东死到临头了，他还念念不忘手中大权。毛晚年有一次休克了，抢救过来之后，周恩来赶紧对毛大声说：“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请看，这不是家长制是什么？
毛泽东推行的“家长制”，搞的“一言堂”，就是地地道道的反民主真独裁体制。在这种反民主真独裁体制下，他才得以“红雨随心翻作浪”，推行祸国殃民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断子绝孙的文化大革命。等等等等这一切罪孽，无一不是来自毛体制。
难道这是毛泽东一时心血来潮，偶然出的错？非也。
官方编写的中共党史，总是强调毛泽东所搞的一切都是在“探索”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不错，必要的探索当然要。但是，既然是探索，一旦出了错误，就应该赶紧回头，另辟蹊径，总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吧。然而，毛泽东只要打定了主意，他就根本不顾中国的国情，蛮横地推行他自己选定了政策，哪怕饿死数以千万的无辜老百姓也在所不惜。这是探索吗？这是由着性子瞎折腾！所有这一切祸国殃民之政策，都是在毛体制下推行的，即使出现了再大的错误，毛也根本不回头。这是对人民负责？这是在犯罪！
没有毛体制，就不会有如此重大的政策失误。尽管所有的治国者都会犯错误，但是，民主体制下产生出来的错误，那是容易得到纠正的。这一点，中共管理层自己也承认。只有独裁专制体制产生的错误，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并且愈演愈烈。
到了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遇到了严重困难，如果不改革，不仅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可能半途而废，就是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也会丧失依据。管理层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那也是迫不得已的。在这种情况下，还一个劲地鼓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是体制问题，而是政策问题，根本不顾政策的错误是来自体制的倒行逆施，试问，这是对国家/民族负责？
看来，穿着西装的胡鞍钢先生，远不如穿着长袍马褂的梁漱溟先生头脑清醒。后者在评价毛泽东的时候，提出了人治和法治的问题：
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毛主席故去了，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威望的领导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就有----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几十年内，往后即使有人习惯搞人治，困难将会大得多，应该尊重宪法，多靠宪法少靠人，从人治渐入法治（《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12月12日）。
“从人治渐入法治”，这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中国只有彻底告别毛的人治政体，“渐入法治”轨道，才能真正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国家”。
有远见的中国政治家已经看到了这个光明的前途，他们也正在为这个美好的远景奋斗。但是，也有一些官方理论家和毛体制的遗老遗少对此大唱反调。他们竭力为毛体制辩解，开脱其罪责，以阻挡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放眼未来，我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我不相信，毛体制能够死灰复燃。尽管怀念这种体制的人还有不少，但是我坚决相信，13亿中国人当中的绝大多数不愿意当毛体制的奴隶。这也是中国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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